她37岁去过37个国家，7年出版26本书。

她坚持一天读一本书，一天看一部电影。

她是台湾“广告文案教母”，以诗歌般的创意文字将诚品书店塑造成为台北市的文化地标。

她说，她不在乎那些主管、经理、老板之类随时可以被别人取代的身份。她宁愿把自己当作一项事业，建立一个别人拿不走的身份。

她就是李欣频，一个穿着时髦套装，却背着旅行双肩背包行走在城市中的旅者。

很难用一个职业，或者一个头衔来描述李欣频，因为对她来说，生命里没有工作，只有生活。

“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发泄，是一种分享，不是工作；如果是工作，我就不会去做。”李欣频笑着说，“我真的不能忍受几点到 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固定交什么东西，甚至当我要去旅行的时候还要请假——生命是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请假？”

每去一个国家，就是一次后天混血的过程

旅行，被李欣频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37岁去过37个国家的记录，还在默默被她自己刷新着。只要确定了一个地方是她想去的，她就会把其它所有事情抛开，工作 都可以统统推掉。用李欣频自己的话说：“工作推掉之后还有很多机会，但有些地方必须要第一时间去，等到有空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有很多人总想着年轻的时候赚钱、存钱，等退休了再去环球旅行。可到那个时候，已经因为长期工作而体力不佳，太冷的地方不 能去，太高的地方不能爬，太远的飞行不能承受……所以我家里的旅行箱，不会放在柜子里面，而是随时可以拿着行李走的。”

李欣频说她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亿万富翁在癌症末期时，恰巧在医院遇上贫穷的技工，面对人生的终点，二人忽然找到的梦 想的交集，于是一起逃离医院，共赴一场奢华刺激的环球之旅。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生命无常，所以一 旦想到要去做什么事情，就立即去做。如果生命只剩下半年，最想去的地方却还没有去过，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放下一切，背起包包去旅行？”

听起来观点有些悲观的李欣频，却能从每次的旅行中获得快乐。即便是遇到被店家骗之类的意外，都能够被她当成是独一无二的回 忆。

“旅行让人开阔，对于许多牛角尖越钻越小的事情，都更容易包容与放下。”

而在李欣频的旅行箱里，没有“来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或者“来自日本的富士山模型”。她会跟一群建筑师去看西班牙建筑， 跟几位艺术家朋友去德国看文献展。旅行对她说，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改变惯性的最好方法。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她会把自己当作“第一次投胎变成当地人” 般地融入。因为在她看来，“每去一个国家，就是一次后天混血的过程——到最后就彻底成为自由进出各国的世界公民。”

“旅行会让人谦卑，你会知道地球之大，永远有着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的彼端发生。见的世面广了，也就不会把自己 局限在小格局里，不再愤世嫉俗，与人为敌。所以，旅行永远是最好、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李欣频这样叙述旅行的意义。

只要认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够忙一辈子了
 

初见欣频的时候，还真有点被她的打扮吓坏：穿着如此时尚精致的她，竟然用一只大大的旅行双肩背包来做搭配。打开背包，发现里面被书、笔、笔记本、相机等东 西填满，随时满足她创作和阅读的欲望。

创作和阅读，原本就是李欣频生命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考大学的时候，她 原本希望进入的是哲学系，结果却意外被分到了广告系。大三时，她来到台湾的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实习，第一天就被交待要写一篇台北中兴百货的广告文案。当时还 从未写过文案的她，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看完历年中兴百货的广告作品集，并在实习当天傍晚下班前，交出了生平第一篇文案。第二天，李欣频就因为在这篇文案中 的上佳表现，而被留下来担任正式的文案工作。

李欣频常常说，她进入“创意”这领域，可以说是很意外，也很有 “创意”。现在的她，则早在“写文案”与“写书”之间平衡得游刃有余。

“我并不觉得‘写文案’和‘写书’之 间有什么冲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喜欢的事。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选择，你要不要选择去忠于自己的生活。你如果忠于自己，多半就会 选对；如果你一直很在意别人的想法，那很容易迷失。生命应该是雀跃，不该死气沉沉。生活里，只要认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够忙一辈子了，怎么还能把生 命浪费在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呢？”

创意若有目的，就是把每一天活得独特且精彩

现在的李欣频正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并在北大新闻传播学院任教“广告策划与创意”课程。

然而在欣频的课堂 上，你却听不到任何有关“创意的技巧”、“策划的法则”之类的广告学要义，而是沉浸在她所给学生们营造的生命蓝图之中。

李欣频告诉她的学生们，每天看一本书，一年就能与别人有365本书的差距。

“以前读书一天4到5本很正常，现在一天至少读一本书。阅读是一个很棒的感受，召唤另外一个灵魂来跟你对话。阅读是最大的资产，没有人可以拿得走。”

李欣频说，她觉得台湾的阅读状况看起来比北京好：在车上、咖啡店、车站，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在看书。但是到了北京，发现大 家都在打电话、发信息、聊天，好像很少有人在看书。

“在台湾，大家聊天会聊电影聊音乐聊艺术，但是在北京好 像人们大都在谈股票和房地产。”在她眼里，过多地关注金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钱而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放在旁边。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 思考富裕的概念——富裕，不应该是指你的帐户上有多少钱。如果内在匮乏，有多少钱也是不快乐的。而且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就和这些数字的涨涨跌跌那么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呢？”

“我从不觉得人要为工作付出1分1秒的时间。”李欣频坚决地说。

即便是对于她所用来“谋生”的广告文案创意，她也从来不把它当作是工作，从不担心因为“不努力”而创意枯竭或者写不出优秀 的文案。

李欣频说，创意若真有目的，那就是把每一天活得独特且精彩，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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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不拒绝有理想的人
作者：陈文茜
原载2009年7月29日出版的台湾《天下杂志》第427期

台湾这个社会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当你很相信“理想”这件事，你终究不会真正地失败。
比如说，八○年代，我先看着高信疆、王拓、黄春明那批相信乡土文学的人不断写作，像林怀民在他爸爸是大县长、内政部长的旗帜之下，却坚持要跳舞。
你看明星咖啡屋老板的回忆，林怀民每天为了要买周梦蝶的旧书，就老早跑去。周梦蝶说起来也是悲惨的时代人物，他就坐在明星咖啡屋的门口卖些旧书和禁 书。路边行人匆匆，重庆南路口，时代就这样辗过，就把一个大诗人辗在那样一个墙角里。他曾经三天一本书都没卖出去，所以饿昏掉了。
可是因为他坐在这里，台湾这个社会的故事不会只到这里，它的故事就会在周梦蝶的旧书摊继续。旁边有个明星咖啡屋，然后偶然与巧合，就会让一些年轻人 走上二楼，点一杯咖啡混一整天。然后黄春明《看海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写出来，林怀民也在那个时候完成他的小说，确定他的艺文人生，最后终于走上他的编舞之 路。周梦蝶也不会只是旧书摊一个老人，他会成为文化界不断歌颂的名字，他的诗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
比如说我要做《文茜世界周报》，当时找中天电视的董事长周圣渊，我跟他说台湾不应该故步自封到这个程度，应该要有一些国际新闻，我跟他谈，如果大家 都考虑收视率的问题，很担心这个事业能不能成功，那我就把我的主持费用砍一半，结果他就说，那就把制作费增加一倍。我跟他的谈话只有五分钟，这个节目就决 定了。
也就是说，当在这个社会里你有一个理想，你跟别人说你的理想时，对方会给你理想的回馈。
最近我更发现，台湾真有一些怪人，会做一些比我们这些人做的都还要稀奇古怪的事情，比林怀民跟黄春明还要荒唐。像“熏衣草森林”的詹慧君那个女孩， 三十岁就觉得她不要再上班，要去山上种花，问题是她连花也不会种，搞到邻居好心疼，大家就都跑来帮他种。在台中县的新社乡，很多人去支持，在网络世界里互 相串连，窄窄山里头一条小路的熏衣草森林就开始有络绎不绝的游客。
后来复制到了新竹县的尖石乡、苗栗的明德水库附近，熏衣草森林现在成了苗栗县最大、最漂亮的景点，还可以办婚礼，有九个香草铺子。
又譬如我最近看到的另一个故事是“天空的院子”，是南投县竹山镇八百公尺山上一个老房子改建的旅馆。有个年轻人，连两万块都没有，可是他一心要弄房子，就找了他当医生的表哥一起。两个人买了睡袋、收音机、手电筒，跟一点点吃的东西就住在山上，要了解这个房子。
改建需要钱，谁给他们钱？于是他们开始去找银行，跑了十六家银行，每一家当然都说ＮＯ，可是到了第十六家银行，一个资深的银行协理说，我一辈子在银 行工作，我支持你，还帮忙去说服那个分行，给了一千多万的贷款。房子弄好之后，第一个月收入只有八千块，他们不放弃，不断地开车上山、下山，找到可以认同 他们理想的顾客。后来年轻人写信给苗栗县、南投县、台中县所有的文化局局长，请他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值得推荐的老房子。
其中南投县文化局长看了信后亲自去，刚好在日月潭办了一场很重要九二一的纪念活动，马修连恩等国际歌手都在那边演唱，就带了他们在百年的老宅住了一晚。
大家就一直在那四合院里面唱歌唱到天亮，然后听天空院子的年轻人讲他们如何开创这个百年老宅的故事。
我喜欢慢慢搜集，台湾从大时代到个人的变化，这些人就是跟父亲、母亲走不一样的路。他们常常觉得，我三十岁就要追梦。天空的院子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他就觉得我人生的价值要不一样。他觉得幸福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产值，这可能是赵耀东本人不是很能理解的事情。
而台湾这个社会就是不会拒绝真正有理想的人。就算现在苦，就像周梦蝶在这个社会的某个角落，但这个社会最感动人的是，所有的悲剧都是分号，它不会是句点。所有的理想在这个社会里头，他就会找到他的知己、找到他可以继续持续的一些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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