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 |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USA.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USA. Show all posts
0

一对海归夫妻的六年生活

Posted by 麦客沈 on 2:18 AM in , ,
认识楚铭和赢萱夫妻,是在杭州武林路凤起路口一家小店——那实在是一个让年轻人流连忘返的购物小天堂:剔透的法国宝石、富有厚重质感的泰国尼泊尔银饰、颇有禅意的中国藏饰、精巧的日本韩国银饰、炫目的奥地利水晶、温润的波罗的海琥珀、印尼木雕印度铜器……你能想到的任何异域风情的饰品都在这里喧嚣着撩拨你的眼睛。


小店的店名叫楚赢铭萱,恰恰是他们夫妻俩的名字合并而成,而他俩那种出奇的默契,也会让人购物的心情一片大好。那天我们进门时,赢萱在一边悉心为两个男生讲解饰物保养与挑选技巧,而楚铭正为一对情侣推荐俄罗斯琥珀。氤氲的灯光中,那些透着碧红与粉蓝的饰品在无声闪烁,楚铭和赢萱的脸却在这种迷离中愈发清晰起来——那种掩饰不住的幸福和快乐着实让人过目难忘。


看着在小店里周旋自如的楚铭夫妻,谁能想到,楚铭其实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而赢萱则是该校的法学硕士呢?这一对"海归"夫妻何以会放弃无限美好的前程选择了归隐般的开店生活呢?故事,得从他俩准备离婚的时候说起……



我有些伤感,为何总要到了分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若是从一开始我俩就能这样共处的话,就不会把幸福的时光浪费在争吵和责难上了。

我嫁给楚铭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包括我们自己。
我毕业于上海交大,随后进入上海的贝尔市场部工作,主攻集团大单业务。我是在浦东一个新厂区的通讯业务招标中认识楚铭的,他代表西门子公司前来参加竞标
那次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都表现出了志在必得的态度以及充分的努力——尽管,最后阿尔卡特出乎意料地竞标成功,我和楚铭却在竞争中惺惺相惜,慢慢成为了朋友。
楚铭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人,复旦的高材生,本来,他在大四那年就以高分获得了托福和GRE的PASS,但是因为他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不得不暂停出国的原计划留在上海工作处理父亲的后事以及陪伴悲痛的母亲。

然后,我俩的距离慢慢拉近,由恋人到了婚姻。我们一起贷款在虹口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当房子装修完毕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
新婚的热情过后,我们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他坐公汽转地铁到莘庄搭乘公司的通勤车,我到南京西路文华大厦等我单位的通勤车,到了单位便是昏天黑地的8小时忙碌,拜上海的拥挤交通所赐,我俩回到家的时候多半都是华灯已上了,于是一起在附近的永和、振鼎鸡甚至麦当劳胡乱吃上一顿当是晚餐。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经在10点以后了,说不上两句话便都倒头睡去。到了周末,一起睡个懒觉、然后处理一下堆积一周的家务,浑浑噩噩中两天时间似乎溜得飞快,接着就又是星期一了。

结婚半年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婚姻的兴奋点了:每个月的薪水除了还贷和存下1万元外,我俩还能各自捏着几千块钱零花,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有钱,但彼此都不需要对方的钱;我们有家,但120平米的房子就像一个临时旅馆……
对于那种生活,楚铭的不满并不比我少,终于,在一个周末为了家务的分配问题,我俩爆发了婚后的第一次战争,不过,我俩谁也占不了上风——因为我们谁也不能证明自己为这个家做的事情比对方多:我俩收入持平、上下班时间一致、工作强度类似……最后,我只能恨恨地叹一口气——这该死的般配!

夫妻吵架这种事情就和灯泡坏掉一样,只要有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我俩的争吵频率很快从几个月一次发展到每月一吵再到每周一闹,到了后来,我俩见面的时候脸都臭臭的,谁都不愿意先和对方打个招呼。床上的被子变成了两床,尽管同睡在一张床上,我们秋毫不犯。在分居冷战一个月后,我悲哀地想,或许,我俩的婚姻到头了。

就在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的时候,楚铭和我好好谈了一次,他说他也觉得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决定去考托福,打算去美国留学。他说我们可以选择马上离婚,也可以考虑利用他留学的时间先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给对方独处的冷静时间,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真的没有存在价值的话再离婚。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们都找不出一个恨不得马上离开对方的理由。
随后,楚铭在托福中考出了618的高分,他开始向美国的各大高校寄出自己的奖学金申请,当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遥遥而来的时候,我俩的日子蓦然就要变得以天以小时来计算了。

出国前的日子里,楚铭办理了辞职在家准备,也就在那时,我充分领略到了他的温情:每天早上,我会在早餐的香味里醒来,洗漱完毕后桌上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饭加上4个小味碟的各种小菜;吃完早饭,楚铭会送我去文华大厦陪我等通勤车,等我上车了再向我挥挥手,目送车子远去;白天我在办公室忙碌的时候,会收到他的电话或短信,或者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或者告诉我他在街上找到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要的一个小玩意;下班的时候,他又早已在通勤车停*点等着我了;回到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简单而可口的晚饭已经在餐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等到周末的时候,他会有耐心地推醒我,陪我去逛街、在外面吃饭……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只是,我有些伤感,为何总要到了分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
当楚铭终于去了美国以后,蓦然冷清下来的生活让我觉得寂寞而空虚,我甚至找不到一点能够让自己开心的理由——原来我还是离不开他的——这是我对我们婚姻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决定去美国陪读,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楚铭表现出了出乎意外的惊喜和支持,不过,他也委婉向我透露:美国的生活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3个月后,楚铭给我发来了齐全的证明材料,我很快获准签证,开始了我的美国陪读生涯。

与我的陪读生涯携手而来的,是窘迫的生活:我们在上海购房的时候向工商银行申请了30万贷款,没有来美国前,我俩的月薪加起来大概2万5的样子,我俩是那种不喜欢欠债的人,因此,我们选择的是无定额还款,手里有了钱就全部还给了银行。当我们来美国时,还有18万的贷款在虎视眈眈。为了保有那份房产,我在出国前在上海花旗银行办理了与工商银行的异国联程账户,我们每个月必须在伊利诺伊州的达菲尔德花旗银行存入200美金作为上海房子的分期付款。

因为我的到来,楚铭搬出了免费的学生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岩洞,多山的达菲尔德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有钱人的别墅便显得格外气势雄浑,而穷人便只有偷懒节约建材,在山体上往内挖掘推进,将坚实的花岗岩作为自家的免费墙壁——我们租到的,便是这样一间在山体上挖出来的房子——整间房子只有一扇大门在外面,其余的部分就全部在山体内部,像个防空洞一样。第一晚在这里入眠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念家里的高床软枕和空调——只是,当初整天和楚铭呕气,压根没有意识到那时已经在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

楚铭每周有10小时的合法打工时间,于是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厅打工,时薪是15美元,一个月大概600美元的收入,加上小费能够拿到800块的样子——还上海房款200元、达菲尔德的房屋租金300元,我俩真正能够动用的,只是拮据的300块而已——哪怕在上海,这折算成2500人民币的生活费也是以往大手大脚习惯了的我们周末出去购物的一点零花钱而已。而今,我这个家庭主妇必须用这笔在国内作为零花钱的小钱在美国保证两个人的所有开支,我觉得这真是对我经济能力的莫大挑战。
最大的开支便是吃,以前在国内,我几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了美国,我们的那点钱还不够去餐厅吃两顿饭的,结婚一年多以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学习做饭。也正如妈妈讲:家务事是天底下最容易学会做的事,就看你勤不勤快。我居然摸索着无师自通地在厨房游刃有余了,除了偶尔菜咸一点饭生一点以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出的饭菜都能填饱两人的肚子

由于我们的房子见不到阳光,为了预防风湿病和皮肤病,我们尽量地多换衣服和被褥,每天早上楚铭去学校上课以后,我要在第一时间把昨晚换下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把床上的垫褥被子全部抱到门外的草坪上摊开,然后捡一根小树枝拍拍打打,防止内褥因为潮湿凝结成团。
这里的居民都习惯用干衣机,取出来只要在家里稍微晾一下就行了,可我们没有机,超市里面最便宜的干衣机要300美元一台,于是我用了最传统的干衣办法——伊利诺伊有的是最灿烂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我在门口钉一枚钉子,拉上绳子,另一头系在几米开外的邮筒上,衣服就可以在阳光下随风起舞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把衣服成功晾好的时候,我手脚忙碌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等我意识到自己的开心时,一首歌已经都唱完了——往日在上海的衣服都是扔进洗衣店,我的衣服对我而言只有一个作用——让我看起来更漂亮,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不仅仅穿衣是快乐,洗衣也可以变成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可是,尽管我努力开源节流,第一个月下来,我们仍然出现了赤字。我在一张纸上面划来划去,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在家做便当给楚铭当午餐——楚铭平时的午餐都在学校吃,学校餐厅最便宜的套餐也要2块钱,一个月下来是60块,这要花掉我俩生活费的20%,我要把这笔钱省出来。于是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的时候顺便就把中饭也做了,然后给楚铭装在饭盒里让他带走,在这下厨的日子里,我的厨艺也算是大有长进。三天后的下午,楚铭一回家就催我快开饭,说他快要饿死了。我疑惑地问他是不是便当不够吃,他说有个中国籍同学看中了他的便当,非要花5块钱买去,说要尝尝久违的中国菜的味道,他就把便当卖给同学,自己没吃午饭。
楚铭的话一下提醒了我,在西北大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美国的中餐厅贵得吓死人,远不是他们能问津的,或许,这批中国留学生身上蕴藏着适合我的商机。
在楚铭的试探和问询下,那些留学生果然都很愿意花5块钱享受一个正宗的中国便dang,于是,我不挂牌的中国餐厅在那个小小的岩洞厨房里悄然开张了。

以前,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我多半在社区的小超市买菜,尽管贵一点,但是可以只买很少的分量,避免浪费和扔在冰箱里营养流失。如今,找楚铭报名购买便当的人数一下超过了30,我就必须节约成本了。离家8公里以外的河边有早市,会有本地的菜农去那里售卖自家田地出产的新鲜蔬菜,有时还有未经冷冻的新鲜肉类。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7点准时出门去早市一家家比较,买最便宜的原材料。回到家时多半已经是9点以后了,我洗好衣服晒好被子,就要开始准备午餐了,三十多个便当全部就绪,大概已经是11点以后,接着我得把这些便当全部装进自行车的车篓里面,送到西北大学去交给楚铭,由他给同学分发。
那个月底是我和楚铭到美国后第一次去外面吃饭——我们在他打工的墨西哥餐厅吃了玉米面饼、玉米浓汤、仙人掌布丁,还一人喝了一杯龙舌兰酒。因为,那个月我卖便当赚了2000美金——整整2000美金。

当楚铭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存款已经积累到了30000元,我们还提前还清了上海住房的全部贷款,我们也搬了家,搬到了一处四面都有窗户的独门小院,月租金1000美元。美国的出租房分两种:有家具和没家具。后者往往较便宜,我们自然还是选的后者,家具是我俩捡来的和在"Yardsale"买来的(美国人搬迁频繁,所以常常会自家后院或车库低价出售不愿带走的旧家具及用品)。还算幸运,我们花了45美元就买到全套的大餐桌及餐椅、沙发、写字台、床、床头柜等。然后,我俩去社区的垃圾站捡了一条宽条凳,买块台布一搭,成了电视柜;捡块木板往纸箱上一搁,成了小灯柜。我还从外面拾回别人扔掉的花盆,种上路边找回来的兰草和常青藤,我们就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了。
楚铭决定继续读博士,他建议早已通过语言关的我尝试也一起读书,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说也是我该换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过楚铭的推荐和我的笔试,我成为了西北大学法学硕士班的一名新生。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我的读书而受到影响,楚铭跟着他的导师接下了州政府的一项研究活动,每个月固定能有1500元的政府津贴,而因为我们住房的搬迁,我的便当业务也被更加赚钱的家宴业务所取代了。

因为上午下午都有课,我再不能做便当了,那些吃惯了我做的饭菜的留学生们都怅然若失,纷纷来找我,希望我能拿出一个既不影响读书又能让他们大快朵颐的解决方案。最后,我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收费式家宴。

在我读硕士以前,在楚铭的"逼迫"下,我经过艰难的2次笔试5次路考才总算拿到了驾照,然后我们买了一辆80年代的二手日本车,每天下午下课后,我马上驱车去晚市买菜。因为临近收摊,蔬菜看起来就有点蔫蔫的,不像早上那么新鲜,我可以大肆砍价。
买好菜驱车飞奔回家一头扎进厨房开始忙碌,房子里有一个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硕大的圆桌和椅子以外空无一物,这便是我家的家宴宴会厅了。到了快开饭的时候,事先预约好的留学生们便会络绎不绝地拥进来,每上一道菜便是一阵惊呼,他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享受来自家乡的美食——我回国探亲带来的金华火腿、桂花鸭、黄泥螺……自己舍不得吃,全部被他们扫荡一空。不过,家宴的费用是比便当贵很多的,以人头计,一人15块钱。我的利润比起做便当还增长了50%呢!

自从我俩的经济走上正轨以后,每当有假期的时候,楚铭就会带我去美国各处旅游,因为有留学生证,我们可以享受半价的车费,可以六折费用住宿在青年旅馆。说来惭愧,以前在上海的婚姻生活中,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爱好,直到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方才发现,彼此竟然都对精美的各地手工艺品情有独钟;尽管我们平时节衣缩食,但在面对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时,我们的口袋就仿佛长了翅膀一般。而每当发现当地手工一流的制品后,我们会不约而同地从卖家那里打听到工坊所在,一起去那里目睹这些杰出工艺品的诞生过程。当我们游历完一圈回到达菲尔德时,除了大包小包的工艺品外,还拿到了众多一流工坊的联系方式。
然后,前来我们家家宴的留学生们便会眼前一亮地看中某一件在角落里熠熠生辉的工艺品,然后腼腆地上前来询问我们能否割爱——当然可以,只不过,价钱会比我们在原产地购买的时候高上那么一点点。当我们家里的那些工艺品被抢购一空后,我俩惊喜地发现,我们的旅行竟然没有花掉自己一分钱——那些食宿交通费全部赚回来了。

有了这样"免费"旅游的经验以后,我俩的胆子也大了,目光也不仅仅限于美国大陆,我们利用春假和圣诞节假期往加拿大、古巴甚至欧洲跑,还一起利用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顺便去了一趟日本北海道。
再等我们把这些精心淘来的工艺品正式亮相的时候,一下就热闹了,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留学生,加拿大、古巴、英国、法国、日本……的留学生纷至沓来,有买自己国家工艺品的,有买自己没去过国家的工艺品的,有的甚至为了一件绝版的灯座争得脸红脖子粗

那天晚上,我喜滋滋地点钱,楚铭喜滋滋地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我俩心有灵犀地一笑,决定正式展开我们的工艺品贩卖生意。因为我们去了众多工坊,因此联系起来很方便,只需要指定货品的种类,让对方用货到付款的业务把产品交给快递公司就行了。我们只需要准备好货款坐在家里等东西送上门。
贩卖工艺品的利润是多少我们还真的没仔细算过,不过,我深刻地记得,一枚日本北海道的扇贝珍珠做成的挂坠进价是10块钱,最后被别人200块买走了。
也就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楚铭对我接待客人的机灵刮目相看,而我也越来越佩服他的前瞻性和细心——要不是他坚持在每个旅游地去登门拜访各个工坊,我们哪会有这么长效性的收益——这种彼此的欣赏让我们都觉得对方身上的优点原来是层出不穷,无疑,我俩的感情自然是随着存款的增加越发热络。

吃饭赚钱、旅游也赚钱,这样赚钱的结果就是,当楚铭戴上博士帽我硕士也毕业的时候,我俩的存款超过了10万美金。而结束了学业的我们也终于开始正式考虑我俩的前途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双双获得绿卡成为美籍华人,楚铭可以轻松进入美国的大公司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我也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两人一起赚美金;或者,我可以去开一家中国餐厅,人可能辛苦一点,但是收入一定很可观;也许,还能利用我们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工艺品供货系统开我们自己的工艺店,过一种闲散优雅、足不出户就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后,我们的选择是——开工艺品店——不过,不是在美国,而是回中国。来美国打拼6年,我们得到了学位,赚到了美元,在别人看来这是莫大的收获。但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收获是真正认识了婚姻——我们不再是那对在上海浑然不知事的白领夫妻了,我们享受了最可贵也最朴实的婚姻过程:我们一起从一无所有开始,从拮据到可怜的日子开始,相濡以沫地彼此扶持,他为了这个家打工挨饿,我为了这个家卖力动脑。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人,不再对对方不闻不问,我们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心疼,知道了原来夫妻一起为了家拼搏是一种快乐。
我们不想赚那么多的钱获得什么样的荣耀,我们现在最想的,就是和身边这个深爱着自己自己也深爱着对方的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家,开一个小店,宁静地享受我们婚姻剩下的时光。
回到上海后,我们的房子已经升值了20%,我们卖掉了房子,用房款在杭州武林路买了一套同样大小的房子,然后,在离家不远的凤起路口盘下了一间小店面,我们继续联络那些国外的工坊,他们很快给我们发来了第一批货品。我们的小店就这样悄然开张了,生意不算很火爆,但是也绝对不冷清,每个月的盈利足够我们舒舒服服地一日三餐,买自己想买的衣服,去咖啡厅喝咖啡,以及偶尔在国内旅游。

至于我俩的美金存款,我们暂时没有动用,那是我们的旅游基金,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旅游习惯,每年挑一个国家前往,今年暂定的是荷兰……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的选择,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留在美国,跑到杭州来开店,觉得我们浪费了留学文凭。我只能说:我们在美国的这6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俩在感情上完全理解、接纳了对方,也越来越深爱着对方。至于那些文凭、利润……只是我们夫妻共处时光的副产品,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副产品放弃那份最宝贵的东西。有些东西,远不是一纸文凭或一堆美金所能替代的。

|
1

五块美金+二小时,你要怎样赚到钱?

Posted by 麦客沈 on 2:12 PM in , , ,

作者:婷娜.希莉格

如果你手上只有五块钱美金和两小时的时间,你要怎么样赚到钱?
我在史丹佛大学上课时,给班上学生出了这样一个作业。我把班上同学分为十四组,每一组都拿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美元的「种子基金」。我告诉他们,他们可 以尽情花时间做周详的规画,不过一旦打开信封、拿出钞票,就必须在两小时内设法赚到钱,愈多愈好。完成作业的时间是从星期三下午到星期日。到了星期日晚 上,每一组都必须寄给我一张投影片,描述他们如何完成任务。然后到了星期一下午,每一组都有三分钟的时间,向全班报告他们的做法。我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创业 精神,努力发现商机、挑战假设,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小搏大,尽情挥洒创意。

如果有人出了这样一 道难题给你,你会怎么办?

我问过很多团体这个问题,通常总是有人嚷嚷:「到赌场试试手气!」或「立刻买一张乐透彩!」引起哄堂大笑。这些人愿意冒大风险来换取赚大钱的微小机会。第 二个常听到的建议是,先用五块钱购买必要的材料,然后帮人家洗车或摆摊卖冷饮。对于只想在两小时内把钱花掉、然后多赚几块钱的人而言,这个主意还不错。但 是我的学生多半比一般人的典型反应往前多跨好几步,他们很认真看待这个挑战,质疑传统假设,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尽可 能为这五块钱创造更高的价值。

如何达到四○○○%的投资报酬率?
先给各位一点提示:赚到最多钱的小组根本连这五块钱都没有花掉。他们领悟到,一直把焦点放在钱上面,反而局限了对问题的思考。他们明白,五 块钱根本没什么用,所以决定以更广阔的角度重新诠释问题:如果我们起步时根本一无所有,要怎么样赚到钱?他们发挥观察力,各展所长,大 胆释放创意,一起找问题,包括亲身 经历过或看到别人经历过的问题,以及曾经观察到却从来不曾想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他们脑海中,却不一定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最后,获胜的团队 就藉由挖掘这些问题及设法解决问题赚进六百美元。各组投入的五美元资金平均报酬率高达四○○○%!如果考虑到许多小组根本完全没有动用到五美元的资金,那 么他们的投资报酬率其实是无限大。

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所有的团队都非常有创意。有一个小组点出了许多大学城普遍遭遇的问题:每到星期六晚上,热门餐厅门口往往大排长龙,很难等到位子。他们决定帮助不想花时间 排队等候的人,于是两人一组,分头向好几家餐厅预订座位。用餐时间快到时,再把订位「卖」给不想在长长队伍中排队的人,每个位子最多可以卖到二十美元!

随着 夜幕渐渐低垂,他们观察到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他们发现在推销订位时,女同学的表现比男同学好,或许是因为由女同学出面时,顾客会觉得比较自在。于 是他们调整策略,由男同学四处奔走,在不同的餐厅预订晚餐座位,女同学则负责向排队的人推销订位。他们也发现,有些餐厅会发震动式传呼机给等位子的人,餐 厅把位子准备好时,会以震动传呼机的方式通知顾客,结果同学们的作业在这类餐厅进行得最顺畅。当你亲手把先订位的传呼机交给顾客时,顾客会觉得花钱换回来 的是实质的东西。他们付钱给你,以自己的传呼机换取新的传呼机,以缩短等候时间。这样做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等到时间更晚一点,新换来的传呼机订位时间 快到时,同学们又可以把它卖给更晚到的顾客,再赚一笔。

另外一个小组的做法更简单。他们在学生活动中心前面摆了一个摊位,免费替学生检查自行车轮胎的胎压,如果轮胎需要充气,才外加一美元的充气费。起先他们以 为这样做好像在占同学便宜,因为大学生要到学校附近的加油站为自行车打气并不困 难。但是服务了几位顾客之后,他们才明白,单车骑士非常感激他们。即使到加油站免费充气其实不难,他们提供的服务仍然方便了顾客,因此非常有价值。事实 上,两小时的时间才过一半,他们就不再要求单车骑士付一块钱充气费,而是请他们自由捐赠,结果收入反而激增。当他们让顾客自由酬谢他们提供的免费服务时, 赚的钱反而比要求顾客付一定费用时还要多。

无论对这支团队或靠餐厅订位赚钱的小组而言,他们一路上不断实验,结果都得到丰硕的回报。他们根据顾客的反应,反覆调整自己的做法,即时发挥了策略的最高 效益。

两个小组的做法都为他们带来几百美元的收入,班上同学也赞叹不已。不过,真正 获利最高的冠军队伍对于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最后赚了六百五十美元。这组学生认为,他们最宝贵的资产既非五美元的钞票,也不是用来完成 作业的两小时,而是星期一在课堂上发表口头报告的三分钟时间。他们决定把这三分 钟卖给一家想到班上招募人才的公司。他们为那家公司制作了三分钟的「广告」,利用口头报告的时间播放这支广告。这个做法实在太聪明了。他们体认到,自己手 上拥有一个珍贵无比的资产,正等待识货者挖掘,而其他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宝物。
其他十一支团队也都各自想 出聪明的策略来赚钱,包括在史丹佛大学每年最盛大的维也纳舞会上设置照相摊位、在家长日销售标示了本地餐厅地图和卖客制化的T恤给班上同学。有一个小组最 后把钱赔光了,因为他们未雨绸缪, 预先买了一批雨伞,准备下雨时在旧金山卖伞,结果伞才买了没多久,天气就开始放晴。没错,的确有一个小组经营洗车生意,还有另外一个小组摆冷饮摊,不过他 们的回收都低于平均值。
十 个回纹针的妙用
我认为,就教导学生体会创业心态而言,「五美元的挑战」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事情过后,我感到些微不安,我不希望 到头来只传达了这样的观念:价值通常都是透过财务报酬来衡量的。所以,下一次出题目给学生当作业时,我稍微修改了一下。这一回我没有发五美元钞票给各个小 组,而是给他们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十个回纹针。我告诉学生,接下来几天,他们可以花四个小时尽量发挥十个回纹针的最大 「价值」,他们可以用任何自己希望的方式来衡量价值。

我的灵感来自于麦克当诺(Kyle MacDonald)的故事,他从一个红色回纹针开始,和别人以物易物,最后换回来一栋房子。他在部落格上徵求以物易物的对象,并且记录整个过程。他花了 一年的时间,一步步达到目标。他先用红色回纹针换了一枝鱼形笔,然后用笔换门把,再用门把换回一个科曼牌(Coleman)户外炉,以此类推。虽然物品的 价值增长得很慢,但是经过一年的时间,换到的东西仍然愈来愈有价值,最后终于换到他梦想中的房子。想想看,他把一个小小回纹针发挥了多大效益?!我觉得我 发给学生十个回纹针,实在太慷慨了。他们可以从星期四早上开始做作业,口头报告时间则订在接下来的星期二。

不过还不到星期六,我已经变得 焦躁不安。也许这次玩得太过火了,我担心作业会大大失败,还准备要好好记取这次教训。但结果我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班上学生共分为七个小组,每个小组都 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价值」。其中一个小组决定把回纹针当成新货币,到处蒐集回纹针。另外一组发现,当今世界纪录中最长的回纹针链超过三十五公里长, 于是决定打破这项世界纪录。他们召集了每个人的室友和朋友,向本地店家和企业推销他们的计画,最后上课时带来了一长串全部串连在一起的回纹针链,在地上堆 积如山。显然他们的挑战计画打动了众多住宿的同学,甚至在作业完成以后,这群学生仍然致力于打破世界纪录。(我很确定他们没有打破世界纪录,但这件事显示 了这组学生成功地激发出巨大的能量。)

史丹佛的创业与创新课程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一组在课堂上播放了一支短片,背景音乐是刺耳的〈坏男孩〉(Bad Boy)这首歌,影片中可以看见他们用回纹针挑开门锁,闯入别人的寝室,偷窃了价值数万美元的太阳眼镜、手机和电脑。就在我吓得快晕过去的时候,他们宣布 这支片子纯属玩笑,然后播放了另外一支影片,显示他们真正做了什么事。他们拿回纹针换来一张海报板,然后在附近的购物中心摆摊,摊位上竖着一块招牌,上面 写着:「拍卖史丹佛学生:买一送二」。顾客开出各种价码,令他们目瞪口呆。起先是到商场购物的人请他们搬很重的购物袋,然后他们替服装店把资源回收物搬到 外面,最后还开了一次特别的脑力激荡会议,协助一位女士解决生意上的问题,得到的酬劳是三台她不再需要的电脑萤幕。

多年来,我一直出类似 的作业给班上学生,发给他们的创业资本则不断改变,从回纹针到黄色的「利贴」(Post-it)贴纸、或橡皮筋、或水瓶。每一次学生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 达到的成就,都为我们彼此带来很大的惊喜。比方说,学生利用一小包「利贴」做到的事情包括合作创作音乐、推广心脏病相关知识、完成关于节能的公益广告等。 课堂上的练习后来演变成「创新大赛」,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支队伍参与竞赛。每一次,参赛选手都透过竞赛,以新的眼光观看世界,并从自家后院挖掘到崭新的 机会。他们挑战传统假设,无中生有,创造出庞大的价值。从「利贴」贴纸起步的那次竞赛过程,后来还拍成影片,并发展成一部叫《想像一 下!》(Imagine It)的纪录片。

以上描述的练习突显了好几个反直觉的特点。

第 一,到处都充满机会。无论在何时何地,你环顾四周,都可以找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是世俗的问题,例如订到热门餐厅的位子或替自行 车轮胎打气;有些则是和世界议题相关的大问题。升阳电脑创办人兼成 功创投家科斯拉(Vinod Khosla)说得很清楚:「问题愈大,机会也愈大。没有人会付钱请你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

第二,无论问题的规模多大,通常都可以想出有创意的方式,利用手边既有资源来解决问题。事实上,我的很多 同事就是如此定义创业精神:创业家随时都在寻找可以转变为机会 的问题,并且以深具创意的方式,善用有限资源来达成目标。大多数人看到问题的时候,都视之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眼前就有创造性解决方案,他们仍然视 而不见。

第三,我们通常把问题紧紧局限在既定的框架中。面 对简单的挑战时,例如在两小时内赚到钱,大多数人都立刻以标准模式因应,而不会 退后一步,以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其实只要拿掉眼罩,就能看到眼前的世界充满各种机会。参与课堂练习的学生把这个教训谨记在心。许多人事后反省都表示, 他们从此再也没有任何藉口让自己走上破产的困境,因为等待解决的问题俯拾都是。

这些作业后来发展成我在史丹佛大学教的一门创业与创新课程。这门课最重要的目标,是证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机会。我最初把焦点放 在个人的创造力,接着探讨团队创造力,最后开始研究大型 组织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我先给学生小小的挑战,再慢慢丢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给他们。学生愈来愈习惯透过探索各种可能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愿意面对横亘 其中的一切困难。

培 养T型人
我在史丹佛大学工学院主持史丹佛科技创业计画(STVP)已经有十年时间,我们的使命是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业精神, 提供他们必需的工具,让他们无论扮演何种角色都能展现创业精神。我们和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大学一样,相信学生只接受纯粹的技术教育已经不够,他们如果想要成 功,就必须了解无论在任何工作环境中、也无论在人生的任何层面,他们应该如何扮演富有创业精神的领导人。

STVP把焦点放在教学、学术研 究,以及向世界各地的学生、教师和企业家推广创业精神。我们努力培养「T型人」,T型人至 少具备一个领域的深度知识,同时又对于创新和创业有广博的知识, 能和其他领域的专才合作无间、实现创意。从每天面对的小小挑战,到需要全球共同关注和解决的重大危机,无论扮演什么角色,解决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他们所抱持 的创业心态。事实上,创业精神有助于培养人生中许多重要的能力,包括领导力、团队运作能力,以及谈判、创新和决策能力等。

现实人生是可以翻书的考试
许多构想,跟传统教育体制教导我们的观念可说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学校采用的规则通常与外面世界的游戏规则截然不同,当我们踏出校门、尝试走自己的路时, 现实社会与学校教育的落差往往带给我们极大的压力。要跨越这道鸿沟,克服现实世界的挑战很不容 易,但只要有适当的工具和正确的心态,依然有办法做到。

学校通常会评估学生的个别表现,让分数形成曲线分布。简单地说,当某些学生赢的时 候,其他学生就输了。这种评分方式不但制造紧张,也不符合大多数组织的运作方式。踏出校门后,大多数人都会参与团队运作,所有团队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当一 个人赢,其他所有人也都是赢家。事实上在企业界,大团队中通常还有小团队,每个阶层的目标都是让每个人成功。

然而在典型的教室中,教师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资讯灌输到学生脑子里。教室的大门紧闭,座位固定在地板上,学生面对着教师,小心翼翼地抄写笔记,因为知道老 师之后会考这些东西。他们的 回家功课是阅读老师指定的章节,悄悄把它吞进肚里。但等到他们大学毕业、走出校门,却开始面对截然不同的世界。你必须当自己的老师,你究竟需要知道什么、 到哪里找资讯、如何吸收这些资讯,全都要靠自己。事实上,现实人生是一场可以敞开课本、尽情翻书的考试,当你面对和工作、家庭、朋友及整个世界相关的问题 时,教室大门是敞开的,周遭有无穷的资源供你运用。智利大学着名教授维格诺罗(Carlos Vignolo)告诉我,他鼓励学生选学校里教得最烂的老师上的课,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为现实人生做准备;在人生道路上,可没有良师在前面当指路明灯。

除此之外,在学校里上大班课时,考试时通常只考选择题,每个问题都有正确答案,学生必须用二号铅笔在答案卡上小心翼翼地把空格涂满,让老师容易批改。校园 以外的世界则恰好相反,每个问题都有各种可能的答案,而且许多答案就某个程度而言都算正确答案。更重要的是,现实人生容许失败。事实上,失败是人生学习过 程中很重要的一课。正如同演化是一连串尝试和错误的实验一样,每个人在人生的跑道上也不免偶尔会偷跑或跌跌撞撞。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能否从经验中记取教 训, 带着新知识重新出发,继续前行。

对大多数人而言,现实世界和传统教室大相迳庭,没办法靠答对一道题就得到明确的奖赏,而且面对无穷的选择也令人无所适从。虽然家人、朋友和邻居都很乐意提 供意见,但最后选择方向的重任仍然落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应该晓得,我们不需要第一次就做对。在人生中, 我们有很多机会做各种实验,以 各种令人讶异的新方式,重新组合我们的技能和热情。

我希望能挑战你,让你开始用新眼光来看自己、看世界。这些概念都简单易懂,却不见得凭直觉就能知晓。我把教学重心放在创新和创业精神,我曾有第一手观察, 深知对于在动态环境 中工作的人而言,「情势瞬息万变,必须懂得掌握机会,认清优先顺序,从失败中学习」,这些概念是多么重要。此外,对于想要把生命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 而言,这些观念也非常宝贵。



叁考: 《What I Wish I Know When I Was 20》 by Tina Seelig


|
0

The story BCG offered me $16,000 not to tell

Posted by 麦客沈 on 1:55 AM in , , , ,
By Keith Yost

The city was strange and the society was unnerving, but what disturbed me most about my Dubai experience was my job 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for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I really had no idea what to expect, going in. In my mind, consulting was about answering business questions through analysis. It was supposed to be Excel sheets and models, sifting through data to discover profit and loss, and helping clients make decisions that would add the most value for themselves, and by extension, society.

It was worrisome to enter a new job without any guarantee that I would be qualified. I assumed BCG would train me, and that as it had been with MIT, intelligence and hard work would prove sufficient. Still, I wondered what I would do if for some reason it turned out that I couldn’t get my head around the analysis? In hindsight, analytical skills should have been the least of my worries.



Stretching reality

The first clue that my mental picture of consulting was off came with “training” in Munich. I expected instruction in Excel programming, data analysis, and business theory. Instead, Munich turned out to be little more than a week long social outing with other recently matriculated consultants and analysts within the BCG’s European branches. We donned name tags, shook hands, and drank often. Classes were fluffy, and mostly consisted of discussion of high-level, almost philosophical topics. I got along well — as both an American and a member of the Dubai office, I was doubly foreign and therefore double the curiosity.

After a pleasant week of pseudo-partying, I returned to Dubai and was assigned to writing case proposals. In the consulting business, it is standard practice for clients to write requests for proposals, describing the question they would like answered. The consulting firm in turn writes a case proposal: We will answer A by having Consultant B do X, Y, and Z. A well written case proposal promises much, but is deliberately vague about what concrete things the consultants will produce.

Case proposals were despised by the rank and file — one had a dozen bosses, unclear objectives, and virtually no coordination with co-workers. But in one sense, the proposals were good practice for real case work. Both involved stretching reality to fit whatever was assumed the client desired.

Despite having no work or research experience outside of MIT, I was regularly advertised to clients as an expert with seemingly years of topical experience relevant to the case. We were so good at rephrasing our credentials that even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in each of my cases, even my very first case, that I was the most senior consultant on the team.

I quickly found out why so little had been invested in developing my Excel-craft. Analytical skills were overrated,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clients usually didn’t know why they had hired us. They sent us vague requests for proposal, we returned vague case proposals, and by the time we were hired, no one was the wiser as to why exactly we were there.

I got the feeling that our clients were simply trying to mimic successful businesses, and that as consultants, our earnings came from having the luck of being included in an elaborate cargo-cult ritual. In any case it fell to us to decide for ourselves what question we had been hired to answer, and a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we elected to answer questions that we had already answered in the course of previous cases — no sense in doing new work when old work will do. The toolkit I brought with me from MIT was absolute overkill in this environment. Most of my day was spent thinking up and writing PowerPoint slides. Sometimes, I didn’t even need to write them — we had a service in India that could put together pretty good copy if you provided them with a sketch and some instructions.


Burning out

I worked hard at MIT. I routinely took seven to ten classes per semester and filled whatever hours were left in the day with part-time jobs and tutoring. It was a fairly stupid way of going about my education, and I missed out on many of th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at MIT offers outside of classes. I don’t recommend what I did to anyone. But as stupid as carrying double course loads was, it had one advantage: After all the long hours I put into MIT, I believed I was invincible. If MIT couldn’t burn me out, nothing else ever could.

It took roughly three months before BCG disproved my “burn-out proof” theory. Putting together PowerPoint slides was easy, the hours were lenient, and the fifth day of every week usually consisting of a leisurely day away from the client site. By all accounts, I should have been coasting through my tasks.

What I learned is that burning out isn’t just about work load, it’s about work load being greater than the motivation to do work. It was relatively easy to drag myself to classes when I thought I was working for my own betterment. It was hard to sit at a laptop and crank out slides when all I seemed to be accomplishing was the transfer of wealth from my client to my company.

I’m a free marketeer. I believe that voluntary exchange is not just a good method of incentivizing people to provide their labor and talents to society, but a robust moral system — goods and services represent tangible benefit to people, market prices represent the true value of goods in society, and wages represent the value that a worker provides to others. Absent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r monopoly effects, a man receives from the free market what he gives to it, his material worth is a running tally of the net benefit that he has provided to his fellow man. A high income is not only justified, but there is nobility to it.

My moral system is organized around a utilitarian principle of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 that which adds value cannot be wrong. It did not bother me therefore when I was handed consulting reports that had been stolen from our competitors. If the information in those reports would help us improve our client, then who could say we were doing wrong? Like downloading MP3s, it was a victimless crime.

What I could not get my head around was having to force-fit analysis to a conclusion. In one case, the question I was tasked with solving had a clear and unambiguous answer: By my estimate, the client’s plan of action had a net present discounted value of negative one billion dollar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some degree of error in my reckoning, I could still be sure that theirs was a losing proposition. But the client did not want analysis that contradicted their own, and my manager told me plainly that it was not our place to question what the client wanted.

In theory, it was their money to lose. If they wanted a consulting report that parroted back their pre-determined conclusion, who was I to complain? I did not have any right to dictate that their money be spent differently. And yet, to not speak out was wrong. To destroy a billion dollars is to destroy an almost unimaginable amount of human well-being. Spent carefully on anti-malarial bed nets and medicine, one billion dollars could save a million lives. This was a crime, and failing to try and stop it would be as bad as committing it myself. And if I could not prevent it, then what reason was I being paid such a high salary? How could I justify my income if not by prevailing in situations such as these?


Sit down, shut up

Early on, before I began case work, one manager I befriended gave me some advice. To survive, he told me, I needed to remember The Ratio. 50 percent of the job is nodding your head at whatever is being said. 20 percent is honest work and intelligent thinking. The remaining 30 percent is having the courage to speak up, but the wisdom to shut up when you are saying something that your manager does not want to hear.

I spoke up once. And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I would be committing career suicide to press on, I shut up.

With a diligent enough effort, one can morally justify nearly anything. It was clear that the client was going to go forward with their decision regardless of how I acted. How could I be responsible for a foregone conclusion? And if I had no power to change things, then why shouldn’t I take the course of action that lets me keep my job? Who would it benefit for me to give up my paycheck? With my salary, I could make large and regular contributions to Red Cross or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 without it I would just be another unemployed bum.

But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elling yourself a story and believing it. Ultimately, the core reason I stayed silent wasn’t altruistic, but selfish. At my salary level, and with my expected advancement path, I could comfortably retire in my thirties. That would mean nearly a full lifetime at my disposal, a solid forty years to find true love and raise a family without distraction. It was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achieve great things, to self-actualize. It was the prospect of living a life free of want and need. Who was I kidding? I wasn’t going to donate half my salary to Red Cross. I was going to deposit it into an index fund and speed off as soon as I was sure there was enough gas in the car.

The conscience is a pesky thing. It was no consolation that I had gotten the moral calculus to work out in my favor. I should have been the most relaxed man on the planet, and yet every day I went back to my hotel room and spent most of my time nervously pacing. I couldn’t sleep at night. I’d fill up a bathtub and scream into it. I couldn’t get over the feeling that this was not how I was supposed to spend my life.

Staying silent was agonizing. Nominally, my job was to provide advice and aid in my cli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practice, my job consisted of sitting quietly and resisting the urge to dissent. Each day was like a punishment from Greek mythology; with every meeting my liver would grow anew to be eaten again by eagles.

I was reminded of the Milgram experiment. I wanted to quit. I didn’t want to have any hand in this, I didn’t wa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the destroyer. But the man in the lab coat was telling me that the experiment must continue. Burnout soon followed.

It wasn’t just that I lost all motivation for my job; it was also that it is much harder than one would expect to do unsound analysis.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kabuki dance to be done when crafting figures to fit a conclusion. The conclusion may be wrong, but you still need to make it believable. You still need numbers to fill out your PowerPoint slides, and the numbers need to have enough internal consistency not to throw up red flags at a casual glance. Honest analysis, even when it has weak areas, is easy to defend. If the numbers look fishy, there’s an explanation — you didn’t have direct data on such and such and had to use estimates from another report, or made a reasonable assumption somewhere. But when the numbers actually are fishy, and there’s no underlying logic to defend, you can’t have any rough areas for others to poke at. And when you know everything is fishy, you can’t tell what will look fishy to someone who hasn’t seen any numbers before.

This leads to what I like to call, “Find me a rock” problems. The classic “find me a rock” story is as follows: A manager goes to his engineer one day and asks for a rock. “A rock?” asks the engineer. “Yes, a rock. That isn’t going to be a problem, is it?” replies the manager. The engineer laughs and tells the manager he’ll go pick one up during his lunch break and it will be no problem. After lunch, the manager visits the engineer again and the engineer shows him the rock. The manager looks at it for a moment before telling the engineer, “No, that one won’t work at all. I need a rock.”

“Find me a rock” problems sound dead simple, but in actuality have requirements that are poorly stated or unknown.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looking for; you only know that you’ll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When you disconnect analysis from reality, it would seem like you are freeing yourself up to do your job any way you like. In actuality, you are exchanging one set of clear objectives and rules for another that is complex and ill-defined. At one point my manager said to me, “Change the numbers, but don’t change the conclusion.” Of course, there’s no trouble in changing the numbers — it’s not as if there was much of a basis for this set of numbers over another — but change them how, and to what? Who knows? Find me a rock.

I don’t know if I’ll ever have kids. Still, when I find myself in a moral quandary, I like to think it through by imagining how I would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my future, hypothetical children. What would I say? How would they react? Could I justify my actions as having been in their best interest?

I wasn’t sure at the time, but having had enough free time of late to ponder such questions, I think I’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aving a father who can pay for a top-notch education outweighs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raised by a hypocrite. Sticking with the job for the sake of a paycheck passes the children test.

I was not surprised the day I lost my job. The writing was on the wall. BCG’s management might have been releasing reports claiming countries like Dubai would be islands of stability in the world’s rough financial seas, but to the ground troops, it was obvious the economy was not doing wel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my employment, I hadn’t met a single employee who planned on staying with the company — all of them were scrambling for lifeboats, trying to land cushy jobs with cash-stuffed clients or find their way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What did surprise me was the offer BCG made to me as I was on the way out the door. In exchange for me signing an agreement, BCG would give me the rough equivalent of $16,000 in UAE dirhams. Much of it looked boilerplate, like any common compromise agreement used in Europe — in return for some money, I would stipulate that I hadn’t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on the basis of race or gender, etc.

But the rest was very clearly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and it made me uncomfortable. I signed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when I first took the job, but that only covered BCG’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lient identities, things that seemed entirely reasonable to protect. This agreement went much further. Not only did it bar me from making any disparaging comments about BCG or my work experience, but I wouldn’t even be allowed to reveal the existence of the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itself. The implication was clear: I could either be a cheerleader for BCG or stay silent, but anything else would bring swift legal retribution. When I asked to have the non-disclosure clauses removed, I was told that the agreement was a standard offer to employees, and that its terms were non-negotiable.

As hard as it was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stay at my job, it was easy to pass up the hush money. Mistake or not, my future hypothetical children deserved to hear their father’s story, and $16,000 did not seem like a lot of money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After rejecting the offer, I enjoyed a full night’s rest.


Series
1. The city of tomorrow
2. Welcome to your caste
3. The story BCG offered me $16,000 not to tell
4. Dispatches from the collapse

|
0

88Ways to Know If You"re Chinese

Posted by 麦客沈 on 2:24 PM in , , ,
1.You look like you are 18.你看起来好像才18岁(东方人普遍看起来比较年轻)
2.You like to eat chicken feet.你喜欢吃鸡脚
3.You suck on fish heads and fish fins.你吃鱼时会吸鱼头和鱼鳍(他们都是直接切掉的)
4.You have a Chinese knick-knack hanging on your rear view mirror.你的车子后视镜上会吊中国摆设
5.You sing karaoke.你唱K(唐人街才有的玩意儿)
6.Your house is covered with tile.你的房子铺的是瓷砖(老外都是木板)
7.Your kitchen is covered by a sticky film of grease.你的厨房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油脂(爱炒东西的缘故)
8.Your stove is covered with aluminum foil.你的炉子上面有铝箔
9.You leave the plastic covers on your remote control.你的遥控器外面包着塑料
10.You"ve never kissed your mom or dad.你从没吻过你父母(中国人谁这样啊)
11.You"ve never hugged your mom or dad.你从没抱过你父母(幼儿园时算不算?)
12.Your unassisted vision is worse than2 0/500.你的视觉想象力低于20/500
13.You wear contacts,to avoid wearing your "coke bottle glasses".你戴隐形眼镜,这样才能避免戴你的"瓶底眼镜"
14.You"ve worn glasses since you were in fifth grade.你五年级开始就戴眼镜了.(中国人都是爱学习的好孩子...怎么又跟眼镜有关?)
15.Your hair sticks up when you wake up.你睡醒后头发会竖起来.
16.You"ll haggle over something that is not negotiable.你会为一些不可质疑的事情辩论.(无理取闹???)
17.You love to use coupons.你喜欢用折价券.
18.You drive around looking for the cheapest petrol.你为了最便宜的汽油费不息开着车子到处找.
19.You drive around for hours looking for the best parking space.你开着车子兜圈为了找到最好的停车位.
20.You take showers at night.你晚上洗澡.(许多美国人都是早上洗,不知道为什么)
21.Youavoid the non-free snacks in hotel rooms.旅店房间里的非免费食品你都不吃.
22.You don"t mind squeezing 20people into one motel room.你不介意二十个人挤一间汽车旅房.
23.Most girls have more body hair than you,if you are male.如果你是男人,那么你身上的体毛比大多数女人少.
24.You tap the table when someone pours tea for you.别人为你倒茶你就用手敲一下桌子.
25.You say "Aiya!"and"Wah!"frequently.你经常说"哎(二声)呀(四声)"和"哇(四声)".
26.You don"t want to wear your seatbelt because it is uncomfortable.你不喜欢系安全带因为安全带让你感觉不舒服.
27.You love Las Vegas,slot machines,and black jack.你喜欢拉斯维加斯,老虎机和二十一点.(中国人好赌,地球人都知道)
28.You unwrap Christmas gifts very carefully,so you can reuse the *****.你细心地打开你的圣诞节礼物,因为你要留着包装纸再用.
29.You only buy Christmas cards after Christmas,when they are 50%off.你只会在圣诞节后买圣诞卡,因为他们打了五折.
30.You have a vinyl tablecloth on your kitchen table.你的厨房桌子上有一条抹布.
31.You spit bones and other foods craps on the table.That"s why you need the vinyl tablecloth.你把骨头和其他杂碎吐在桌子上,所以你必须有抹布.
32.You have stuff in the freez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你的电冰箱存着一万年前的食物.
33.You use the dishwasher as a dish rack.你把洗碗机当碗橱
34.You have never used your dishwasher.你从来没用过你的洗碗机.
35.You keep a Thermos of hot water avail able atall times.你有一个热水瓶里面永远装着热水.
36.You eat all meals in the kitchen.你在厨房吃饭.
37.You save grocery bags,tin foil,and tin containers.你把用过的塑料袋,锡纸和锡盘留着.
38.You have a piano in your living room.你客厅里有一架钢琴.
39.You pick your teeth at the dinnert able(but you cover your mouth).你会在餐桌上剔牙,但手遮着嘴.
40.You twirl your pen around your fingers.你会转笔.
41.You hate to waste food.你讨厌浪费食物.(没去过大陆餐馆吃过饭的老外,唉...)
42.You have Tupperware in your fridge witht hree bites of rice or one leftover chicken wing.你冰箱里有三口剩饭和一只鸡翼.
43.You don"t own any real Tupperware-only a cupboard full of used but carefully rinsed margarine tubs,takeout containers,and jam jars.
44.You also use the jam jars as drinking glasses.你把果酱瓶当水杯用.
45.You have a collection of miniature shampoo bottles that you take every time you stay in a hotel.你有收集旅馆免费洗发水瓶子的爱好.
46.You carry a stash of your own food whenever you travel(travel means any car ride longer than 15minutes).These snacks are always dried and include dried plums,mango,ginger,and squid.你每次外出十五分钟都会带着你的零食:干芒果,李子或烤鱿鱼.
47.You wash your rice at least2-3times before cooking it.你会洗2-3次米.
48.Your dad thinks he can fix everything himself.你爸以为自己可以修任何东西.
49.The dashboard of your Honda is covered by hundreds of small toys.你的车子里堆了无数玩偶.
50.You don"t use measuring cups.你不用量杯.
51.You beat eggs with chopsticks.你用筷子打鸡蛋.
52.You have a teacup with a cover on it.你有一个有盖的茶杯.(茶壶嘛~~~)
53.You always look phone numbers up in the phone book,since calling information(*69)costs 50cents.你总是在电话簿里找电话号码,因为咨询电话费用为五角.
54.You only make long distance calls after 11pm.你只在11点后打长途.
55.If you are male,you clap at something funny and if you are female,you giggle whilst placing a hand over your mouth.
56.You like Chinese films in their original undubbed versions.你喜欢没有配过音的中国电影.
57.You love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你喜欢中国功夫片.
58.You"ve learnt some form of martial arts.你会一些中国武术.
59.Shaolin actually means something to you.少林对你来说是有含义的
60.You like congee with thousand-year-old eggs.你喜欢很老的蛋配的粥.(What?)
61.You prefer your shrimp with the heads and legs still attached.你喜欢有头尾的虾.
62.You never call your parents just to say hi.你从不为了问声好而call你父母。
63.If you don"t live at home,when your parents call,they ask if you"ve eaten,even if it"s midnight.如果你不在家,你的父母会打电话问你吃了吗,就算半夜12点也不例外.
64.When you"re sick,your parents tell you not to eat fried foods or baked goods due to yeet hay.当你病了的时候,你父母要你不吃油炸食品和烤的东西,因为"热气yeethay".广东音
65.You know what yeet hay is.你知道什么是热气.
66.You e-mail your Chinese friends at work,even though you only 10feeta part.你上班时给你中国朋友sendemail,即使你们相距10尺.
67.You use a face cloth.你敷面膜.
68.You starve yourself before going to all you can eat places.你去吃自助餐前会把自己饿个半死.
69.You know someone who can get you a good deal on jewelry or electronics.你认识可以打折卖给你珠宝或电器的人.
70.You save you rold Coke bottle glasses even though you"re never going to use them again.你留着用过的可乐瓶.
71.You own your own meat cleaver and sharpen it.你有自己的切肉刀而且你会磨它
72.Your toothpas tetubes are all squeezed *****-thin.你的牙膏都挤到纸一样薄.
73.You know what moon cakes are.你知道什么是月饼.
74.When there is a sale on toilet *****,you buy 100rolls and store them in your closet or in the bedroom of an adult child who has moved out.当厕纸降价时,你买了100多卷并囤在衣橱或别人的房间里.
75.Your parents know how to launch nasal projectiles.不知道什么意思.
76.You iron your own shirts.你自己烫衣服.
77.You play a musical包含ument.你会弹奏一种乐器.(当然,咱中国人打小都是天才,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8.Even if you"re totally full,if some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throw away the leftovers on the table,you"ll finish them.即使你饱了,当别人要把剩下的菜倒掉时你会一嘴把它吃完.(........really?.......)
79.You"ve eaten a red bean popsicle.你吃过红豆冰棍.
80.You bring oranges(or other produce)with you as a gift when you visit people"s homes.你拜访别人时会带着水果.
81.You fight over who pays the dinner bill.你在餐后抢着付帐单.
82.You majored in something practical like engineering,medicine or law.你的主科是实用型的,工程学,机械学或法律.
83.You live with your parents and you are 30years old(and they prefer it that way).Or if you"re married and 30years old,you live in the apartment next door to your parents,or at least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你三十岁时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并且他们也喜欢你这样.或者你已经三十岁并且结婚了,但你还住在父母隔壁或同个小区.
84.You don"t tip more than 10%at a restaurant,and if you do,you tip Chinese delivery guys/waiters more.你不会给超过10%的小费,即使有也是给中国服务员.
85.You have acquired a taste for bitter melon.你爱好吃苦瓜.
86.You eat every last grain of rice in your bowl,but don"t eat the last piece of food on the table.你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但不吃盘里的最后一口菜.
87.You know why there are 88reasons.你知道为什么这里有88条.
88.You see the truth in this and then send it to all your Chinese friends.你发觉这里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你把它send给你认识的所有中国朋友

|
0

最佳职业排行榜

Posted by 麦客沈 on 1:51 PM in , , ,
CNN Money 和 Payscale.com 合作,先从 7000 多个职位中挑出 260 个年薪中位数在 65,000 美元(44.36万人民币)、需要大学以上学历、而且未来十年内会增加 10% 以上的工作,再把这 260 个工作剔掉前一阵子经济萧条中比较惨淡的几个,留下前 100 名。这前一百名的职位实际访问 35000 名员工后,根据目前的就业状况、长期成长、稳定度、生活质量等项目,再将范围缩小到 50 个职位,也就是所谓的最佳工作 Top 50!


 #全图点此#
                                           最佳职业总排行榜
      职业名称 英/中 职业成长率(10年估计值)
 1.  Systems Engineer. 系统工程师45%
 2.  Physician Assistant. 医师助理27%
 3.  College Professor. 大学教授23%
 4.  Nurse Practitioner. 护士23%
 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ject Manager. IT项目经理16%
 6.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注册会计师18%
 7.  Physical Therapist. 物理治疗师27%
 8.  Computer/Network Security Consultant. 计算机/网络安全顾问27%
 9.  Intelligence Analyst. 情报分析员15%
10. Sales Director. 销售总监10%
11. Anesthesiologist. 麻醉师14%
12. Software Developer. 软件开发员28%
13. Pharmacist. 药剂师22%
14. Occupational Therapist. 职业治疗师23%
15. Nurse Anesthetist. 麻醉护士23%
16. Software Product Manager. 软件产品经理28%
17. Business Analyst. IT. IT业务分析员29%
18. Attorney/Lawyer. 律师11%
19. Physician/General Practice. 全科医师14%
20.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人力资源经理13%
21. Senior Financial Analyst. 高级财务分析师34%
22. Physician/Obstetrician/Gynecologist . 内科/妇产科医师14%
23. Clinical Psychologist. 临床心理学家16%
24. Psychiatrist. 心理医生14%
25. Veterinarian. 兽医35%
26. Marketing Manager. 市场营销经理14%
27.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 言语障碍治疗师11%
28. Technical Writer. 技术材料撰稿人20%
29. Finance Director. 财务总监13%
30.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Engineer. 电信网络工程师53%
31.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通讯总监17%
32. Hotel General Manager. 酒店总经理12%
33. Securities Trader. 证券交易员25%
34. Account Executive. 客户经理10%
35. Education/Training Consultant. 教育/培训顾问22%
36. Corporate Paralegal. 公司律师助理22%
37. Quality Control Engineer. 质量管理工程师20%
38. Manufacturing Engineer. 制造工程师20%
39.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 Manager. 计算机软件项目经理28%
40. Applications Systems Analyst. 应用系统分析师29%
41. Senior Internal Auditor. 高级内部审计员18%
42. Commercial Property Manager. 商业物业管理15%
43. Creative Director. 创意总监26%
44. Pharmaceuticals Sales Representative. 医药销售代表12%
45. Associate - Investment Banking. 投资银行合伙人34%
46. Training & Development Manager. 培训及发展经理16%
47.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产品市场经理14%
48. Quality Assurance Manager. 品质保证经理16%
49. Financial Research Analyst. 金融研究分析师34%
50. Outside Sales Representative. 对外销售代表12%
其中,各行业所占情况
教 育:2个 | 工程:3个 | 金融:7个 | 政府:1个 | 医疗:12个 |  IT:10个
法 律:2个 | 市场营销:7个 | 其他:6个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Sources: PayScale.com,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ference Board Help Wanted Online Data Series, and MONEY research
* Job growth is estimated for 2006-2016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收入最高职业TOP10
  职 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顶薪
1.Securities Trader. 证券交易员 33.  $491,000
2.Anesthesiologist1. 麻醉师 11.  $408,000
3.Physician/Ob-Gyn. 内科/妇产科医师 22.  $338,000
4.Psychiatrist. 心理医生 24.  $279,000
5.Insurance Broker. 保险经纪人 N.A. .  $273,000
6.Attorney/Lawyer. 律师 18.  $262,000
7.Actuary. 精算师 N.A. .  $257,000
8.Sales Director. 销售总监 10.  $239,000
9.Personal Financial Advisor. 个人理财顾问 N.A. .  $226,000
10.Hospital Administrator. 医院行政管理 N.A. .  $222,000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Notes: All pay data from PayScale.com.
Methodology: We looked at jobs from the top 100 with the highest 10-year growth rate. When there were multiple job titles from the same category, we selected the job with the highest current total employment.
* Median salary is for an experienced worker (at least two to seven years in field). Top pay represents the 90th percentile.
1 Other highly paid M.D. positions include Emergency Room Physician, General Practitioner and General Surgeon.


                                    增 长潜力最大职业TOP10
  职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10年增长率 岗位数
1.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Engineer. 电信网络工程师 30.53%. 21,000
2.Systems Engineer. 系统工程师 1.45%. 88,000
3.Personal Financial Advisor. 个人理财顾问 N.A..41%. 20,000
4.Veterinarian. 兽医 25.35%. 68,000
5.Senior Financial Analyst. 高级财务分析师 21.34%. 127,000
6.Business Analyst, IT. IT商业分析师 17.29%. 125,000
7.Software Development Director. 软件开发总监 N.A. .28%. 12,000
8.Physical Therapist. 物理治疗师 7.27%. 181,000
9.Physician Assistant. 助理医师 2.27%.82,000
10.Computer/Network Security Consultant. 计算机/网络安全顾问 8.27%. 13,000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Sources: PayScale.com,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ference Board Help Wanted Online Data Series, and MONEY research
Methodology: We looked at jobs from the top 100 with the highest 10-year growth rate. When there were multiple job titles from the same category, we selected the job with the highest current total employment.
* Job growth is estimated for 2006-2016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压力最小职业TOP10
  职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自我低压力评估百分比
1.Education/Training Consultant. 教育/培训顾问 35. 60.0%
2.Physical Therapist. 物理治疗师 7. 59.5%
3.College Professor. 大学教授 3. 59.2%
4.Software Developer. 软件开发员 12. 59.0%
5.Technical Writer. 技术材料撰稿人 28. 56.4%
6.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Engineer. 电信网络工程师 30. 55.6%
7.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 言语障碍治疗师 27. 53.0%
8.Software Architect. 软件设计师 N.A.. 51.6%
9.Occupational Therapist. 职业治疗师 14. 50.0%
10.Civil Engineer. 土木工程师 N.A.. 49.1%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Source: CNNMoney.com/PayScale.com survey of more than 35,000 workers


                                       保障性最高职业TOP10
  职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保障性满意度
1.Emergency Room Physician. 急诊室医生 N.A.. 100.0%
2.General Surgeon. 普通外科医师 N.A.. 100.0%
3.Marketing Manager. 营销部经理 26. 100.0%
4.Nurse Practitioner. 护士 4. 97.3%
5.Software Development Director. 软件开发总监 N.A.. 96.7%
6.Physician Assistant. 医师助手 2. 96.6%
7.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通讯总监 31. 96.0%
8.Physical Therapist. 物理治疗师 7. 96.0%
9.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 言语障碍治疗师 27. 95.6%
10.Attorney/Lawyer. 律师 18. 95.0%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 Respondents said they think there will either be no change to their pay/hours or they will receive a raise in the next six months.
Source: CNNMoney.com/PayScale.com survey of more than 35,000 workers


                                       灵活度最高职业TOP10
  职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灵活性满意度
1.Sales Director. 销售总监 10. 43.5%
2.Software Product Manager. 软件产品经理 16. 40.7%
3.Software Development Director. 软件开发总监 N.A.. 40.7%
4.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通讯总监 31. 34.6%
5.Product Management Director. 产品管理总监 N.A.. 33.3%
6.Software Developer. 软件开发员 12. 32.6%
7.Attorney/Lawyer. 律师 18. 26.6%
8.College Professor. 大学教授 3. 26.5%
9.Human Resources Manager. 人力资源经理 20. 26.4%
10.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注册会计师 6. 25.3%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 Respondents said they can determine their own work/vacation schedule on any given day.
Source: CNNMoney.com/PayScale.com survey of more than 35,000 workers


                                     自我预期最佳职业TOP10
  职 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高预期百分比
1.Product Management Director. 产品管理总监 N.A.. 93.8%
2.Intelligence Analyst. 情报分析员 9. 87.9%
3.Psychiatrist. 心理医生 24. 87.5%
4.Business Process/Management Consultant. 业务流程/管理顾问 N.A.. 83.7%
5.Associate - Investment Banking. 投资银行职员 45. 83.3%
6.Nurse Anesthetist. 麻醉护士 15. 83.3%
7.Nurse Practitioner. 护士 4. 80.6%
8.Physician Assistant. 医师助理 2.79.8%
9.Software Product Manager. 软件产品经理 16. 78.6%
10.Physician/Obstetrician/Gynecologist . 内科/妇产科医师 22.77.8%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Source: CNNMoney.com/PayScale.com survey of more than 35,000 workers


                                        满意度最高职业TOP10
  职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综合满意度百分比
1.Nurse Anesthetist. 麻醉护士 15. 94.7%
2.Anesthesiologist. 麻醉师 11. 87.5%
3.Training & Development Manager. 培训及发展经理 46. 84.0%
4.Education/Training Consultant. 教育/培训顾问 35. 80.0%
5.Creative Director. 创意总监 43. 79.2%
6.Nurse Practitioner. 护士 4. 79.0%
7.Human Resources Manager. 人力资源经理 20.78.6%
8.Commercial Property Manager. 商业物业管理 42. 78.6%
9.Intelligence Analyst. 情报分析员 9. 78.1%
10.Occupational Therapist. 职业治疗师 14. 77.1%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Note: To determine the 10 most satisfying jobs, we looked at the top 50 Best Jobs, not the entire top 100.
Source: CNNMoney.com/PayScale.com survey of more than 35,000 workers


                                社 会责任自我履行最优职业TOP10
  职业名称 英/中 最佳职业排名 社会责任履行满意度
1.Physician/General Practice. 全科医师 19. 77.4%
2.Physician/Obstetrician/Gynecologist .内科/妇产科医师 22. 72.7%
3.Intelligence Analyst. 情报分析员 9. 71.9%
4.Veterinarian. 兽医 25. 58.2%
5.Human Resources Manager. 人力资源经理 20. 78.9%
6.Clinical Psychologist. 临床心理学家 23.76.0%
7.Physician Assistant. 医师助理 2. 67.0%
8.Anesthesiologist. 麻醉师 11. 66.7%
9.Nurse Practitioner. 护士 4. 65.7%
10.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 言语障碍治疗师 27. 65.7%
From the November 2009 issue
Source: CNNMoney.com/PayScale.com survey of more than 35,000 workers

|
0

致中国女人

Posted by 麦客沈 on 10:40 AM in , , , ,
中国女人!请不要上老外的床

作者:晓杨(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夫人)

如果你问一个老外,你为什么来中国?
他多半会回答说,因为喜欢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壮丽的山河、高速的发展、巨大的变化。

但是我告诉你,除了极少数由政府、公司派驻,通常拖家带口的老外之外,绝大部分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在家混得不怎么样或者根本混不下去;
第二,找中国女人。


一天中午,我和朋友、一位法国小姐到外面吃饭回来,快到单位门口,远远看到对面来了一个收垃圾的老头,手上推着一个小推车。这时,法国小姐捅了捅我,"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什么?"我很奇怪。"就在你前面。"我这才发现,对面这老头是个老外,佝着背,仅有的几个头发又长又脏又乱,难怪让有点近视的我一开始误以为是收垃圾的。他手上那个小推车推的可不是废品,而是一个混血小孩。他身旁跟着一个中国姑娘,一个年轻、漂亮、高挑的中国姑娘。

法国小姐笑起来了:"你们中国女人到底是为什么?"法国小姐之所以笑,是因为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恰好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早就见过、听说过这类外国男人和中国女人的故事,以前也从来没有往心里去,但是眼前的这一对对比实在太强烈--如花似玉的中国姑娘和一个又老、又丑、又脏、又矮、又秃、又干瘪的外国男人,还有他们在小推车的婴儿。

另外一边,法国小姐笑弯了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成那样)。那一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尊受到了深深地伤害。

几天后,我做了三个决定:第一,我将我所知道的某些外国男人丑陋的真相告诉大家。第二,我要因此发动中国人起来阻止中国女人围着外国男人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决定暂时中断我的正常的工作,全心投入一项还从未有人做过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外国女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形象,从而可以最终帮助中国男人追求外国女人。

我和我的同事将首先去访问那些在中国生活、却从来没有过中国男朋友的白人女性,调查其中的原因。我们更要去访问那些有过中国男朋友、嫁给中国男人的白人妇女,请她们告诉我们中国男人的优点和缺点。我知道这样的老外不多,幸运的是,我已经遇到了一些。

我们还要对在中国的女老外(全部为白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采用科学的测量方法,最终描绘出他们眼中的中国男人形象,并找出她们心目中前五位最有魅力的中国男人。所有这些研究还将回答以下问题:

外国女人对中国男人感兴趣吗?在中国的单身外国女人最希望中国男人对她们做什么?中国男人怎样提高他们对外国女人的吸引力?具有哪些特征的中国男人最受外国女人的青睐?哪些外国女人更喜欢中国男人?怎样结识外国女人?在公共场合怎样和外国女人搭讪?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了外国男人的天堂?

约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前不久,我在大街上碰到他,一个比他高半个头的中国姑娘挽着他的手。他介绍说,他的中国女朋友在一家模特公司工作。实际上,当时要不是约翰主动叫我,我还真没认出他来,因为跟上次见到他时有天壤之别。

约翰是位美国人,42岁,身高1.67米。由于大学没有毕业,在美国始终没有找到正规工作。在非洲混了两年之后,听说许多美国人在中国的淘金故事就来到了上海。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只得到江苏一个小城的学校做英文老师。

约翰不甘心,在江苏干了几个月又来到上海找工作,住12块钱一天的小旅馆。我就是那时和他认识的。那天,我去找我一个外国朋友吃饭,见他们在一起聊天,以为她认识约翰,所以我也就把他叫上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也不过萍水相逢而已。

点菜的时候,约翰点了一个比较贵的菜,我的那个朋友用英文问,你点的那个菜比较贵,你准备自己付钱吗?约翰立即像做错事的小孩赶忙要退掉。看着他缩头缩脑的样子,我先用中文对我朋友说没关系,再用英文让他继续点。

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到处跑,很快就把约翰给忘了。这次见到他,他告诉我他在上海一所学校找到教英文的工作。我没有和约翰的女朋友说话,但是我看得出她已经有瞧不起中国人的目光。望着她的背影,我忍不住想,她一定不知道她的美国约翰当时靠别人混饭。这也未免太像神像的故事,明明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制造好之后自己再去拜膜。

我还在上海的公共汽车上,目睹了一个典型的美国街头小混混,搂着一个中国小姑娘,光天化日之下,将手从衣服底下伸过去摸她的胸部。而那位中国姑娘很显然十分想表达胸部被外国人摸过的快感,可惜她的英语每次只能说最多两个单词。

一位出租司机告诉我,有一次在一条著名的酒吧街接到一个黑人,双手各搂一个中国女孩。他一开始以为从那种地方上来这样女人是做特殊职业的,没有在意。直到后来他们让他把车开到一所著名高校的女研究生宿舍前,这才大吃一惊。

据报道,北京某医院发现一名艾滋病人,这位美国商人临死前承认,在北京的短短几周里,他已与六位中国女性发生关系,调查发现,她们多为高层知识分子。

在中国,生活着这样一个外国人群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工作,然后凭借外国人的优势在中国轻松挣钱、酗酒、泡妞。就是这样,他们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批评中国。更有甚者,一些外交官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玩弄中国女性。有人甚至公开说,“我的签字可以得到任何一中国女人。”

中国,你知道吗?你给了老外太多、太多,多到老外反过来瞧不起你。多到连外国人自己也看不惯,称他们为白色垃圾(White trash)。我在这里也要正告那些老外不要太得意,你得到只是中国女人的肉体,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

最近网上盛传一则外国人在中国征婚的笑话:一位47岁的老外在中国的婚介所征婚,长时间无人问津。突然有一天,来了大量的征婚信,令老外大吃一惊。后查明,是由于婚介所的工作人员的粗心把他的年龄错写成了67。

一项涉外婚姻调查也证实了中国女人主要不是为了爱而嫁给外国男人的。调查发现,中国女人和外国新郎的结婚年龄平均相差10.5岁,其中有13%的夫妻是两代人,整整差了20岁。据悉,在涉外婚姻中,创下纪录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一对夫妻,两人相差54岁。结婚时,美国新郎已是一个82岁的老翁,而中国新娘仅 28岁。

说来凑巧,我前不久在一份美国杂志上看了一则笑话: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陪他怀孕的二十多岁的妻子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好心地提醒他是否有别的可能,老翁一口拒绝地说,“不会,我这个人一向能创造奇迹。上回我和我妻子以及她的一个男朋友一块去打猎,我只用一把雨伞指着一头鹿,那头鹿就中弹身亡了。 ”

不知那位中国新娘是否不久也会传出怀孕的消息,好让大家真正欣赏一下人间奇迹。您也许得到些什么,但却失去最宝贵的尊严。

毋庸讳言,成就那些丑陋的外国男人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国女人。但是这些女人,他们大多数没有出过国,脑子里充满了幻想。所以,今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她们真相。如果您找到了真爱,我祝贺您并祝福您。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真爱,将来无论持续多久远或多短暂都值得去追求。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警告您。首先,中国女人大多追求一个稳定的婚姻,但是,除极少数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离婚率多在50%左右,而国际婚姻不稳定的因素更多。

其次,我还高度怀疑,今天的外国男人是否会给予中国女人真爱。因为真爱的前提是尊重,而在外国男人眼中,中国女人的形象已经开始被那些少数人搞坏了,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最大胆的、别有用心的、头脑简单的、知识贫乏的、傻的、功利的容易女孩(Easygirl)。很难想象有男人会对这样的女人付出真爱。只有一种例外,一位美国人介绍说,那就是那些把亚洲妻子当作厨师、佣人、性工作者三合一(adesire for acombination maid/cook/sex worker)的老外。

也许您只是为了钱,我理解您、我不拦您。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您在献身之前一定要确保两件事:第一,这个老外真的有钱。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许多老外并没有多少钱。第二,他愿意和你结婚,因为不结婚,他的财产可能就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也许您是为了出国,我也不拦您。但是我告诉您的是,您在献身之前一定也要确保两件事:第一,这个老外他愿意回国。外国尽管比我们富有,但绝不是天堂。要命的是,许多在中国的老外根本不愿意回国,因为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好的工作、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他们也绝对不愿意回去过过去那种卑微的、孤独的生活。第二,他愿意和你结婚。因为不结婚你就无法获得对方国家的永久居住权。

我一个同事的邻居,女儿嫁给了japan山区的农民。邻居经常在我同事面前讲一些类似“我们现在不在乎钱,十万、二十万小数目。”的话。可是,邻居老伯,您知道您女人在japan真的幸福吗?中国人死要面子,总是报喜不报忧。若干年前,一家中国的电视台专门赴japan山区农村采访这些中国新娘。从热闹、繁华的大上海到偏僻、冷清的小山寨,我听到的中国新娘有的只是失望、落差和无奈。

也许您是为了性?澳洲有一个施女士撰文说,“……我还有一位女朋友,在中国已经算是极其开放,有着丰富性经验的女人,然而当她第一次同西方男人做爱,仍然感受到一种极大的冲击。她在电话里向我讲述此事,冲动得想立即下嫁给那位西人,倒是我挺冷静地劝她,做爱精彩的西方男人到处都是,十个中起码有八个精彩,二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是十个中二个马马虎虎,八个很糟糕。”

施女士这个“二八说”一出笼,立即炸开了锅,引来众多中国男人反驳、辩解。这个话题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竟然持续了几个月,争论之热烈据说还惊动了多家国际知名媒体。可见这是一个对中国男人多么具杀伤力的话题。

施女士的“二八说”是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是综合众姐妹的感受,不得而知。中国男人这方面到底行不行,我倒是做了个调查。

我调查的不是嫁给西方男人的中国女人,相反我调查的是那些嫁给中国男人、或者曾经有过中国男朋友的白人女性。我直言不讳地问了她们一个问题,中国男人在床上的表现怎么样?她们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很好,有人甚至评价为“完美”,还有人听到我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你们中国男人对自己在床上的表现没信心吗?”

该调查仍在继续,详细的研究结果随后我将全部公开。

我还要告诉大家,最新的性学研究表明,女人在床上的满足程度,主要不取决于男人,而取决于女人自己。这项研究发现,女性性感受偏低,主要是由于自己受到了种种精神的束缚所致。只要女性能够摆脱这些束缚,她们会具有和男性相同的反应能力和强度的,甚至生理要求会超过男性。根据这项研究,施女士的朋友之所以第一次和西方男人做爱感受到冲击,主要是她面对西方男人时,不自觉地摆脱了以前影响她的那些精神束缚。

最新的研究还发现,男女对性刺激的反应模式实际上是相似的。比如,以前一直以为男性对视觉刺激敏感,女性对气氛、情调刺激敏感,这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男人喜欢看***电影。但是,最近英国科学家发现,***电影同样可以使女性性唤起,许多女性仅仅凭借电影的视觉刺激就能达到高潮。

当然,这方面中国男人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男人的问题主要不是生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中国男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缺乏性技巧。西方男人八个精彩,背后支撑的是他们遍及城乡的婚姻、性咨询及治疗诊所,以及他们对性的开放态度,一有问题立即寻找专业帮助。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烧了一辈子菜的老太太厨艺远不及一个年轻的厨师,可见专业的培训有多么重要。

呼唤一场消灭丑陋的外国男人的全**动。也许,有些读者看到这里已经开始谴责那些中国女人了。且慢!我要问一句,在制造丑陋的外国男人问题上,你、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一点责任没有吗?

那种为了钱而变相出卖自己的女人全世界哪里都有,美国人称之为掘金者(Gold-digger),所不同的是,这样的女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被人瞧不起,只有在中国还被人尊重、羡慕。这种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难道也是她们形成的?

一位美国的女汉学家怀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无比热爱,携带丈夫来到了中国。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决定提前回国,“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中国女人围着我丈夫转,有些人甚至当着我的面毫不掩饰。为了保护我的婚姻,我觉得回美国是最好的选择。”女汉学家不解地问道,“我在美国读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里面充斥的情节还都是女人和自己的恋人不小心怀孕了都会投江自尽。”

我也不明白,同样是中国人,才过了短短二十年,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还要问,给老外、尤其是美国人超国民待遇的也是她们吗?美国总统访华的消息放在头条我可以理解,但是预告美国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难道也一定要放在头条?别忘了,你越是把对方当回事,对方越是可能不把你当回事。

我在这里斗胆地呼吁一场运动,阻止中国女人围着外国男人转。当然,我深知我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所以我要动员大家的一起行动起来:如果您认识一些有机会接触外国男人的中国姑娘,请您务必把我这篇文章给她们看。

如果您嫁给了老外,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姐妹们:您在国外的生活其实又孤独、又寂寞、又痛苦、又想家。如果您为人父母,别到处炫耀女儿绑了大款、做了三奶、嫁了老外。

如果您是一个翻译工作者,千万手下不要再留情了。我们中国人通过翻译美化外国的功夫绝对世界第一,这本身就是潜意识里崇洋媚外的表现:America这个单词的发音怎么也跟“美”没有什么关系,却非要翻译成“美国”。看看我们的邻居japan人--“米国”,翻译得多好!你想象力再丰富,也不会把“米国” 联想成一个“美好的国家”或是“美丽的国家”,最多最多也就是一个粮食生产基地。Marlboro,翻译成“万宝漏”吧,身体不好,再多的财宝也要漏掉。

如果您在海关、外事部门工作,不要把外国人捧得高高的,“外事也不全是大事”。对自己的同胞态度好一点,外国人来了又走了。别忘了,你吃的饭是中国人烧的,你穿的衣服是中国人做的,你的工资是中国人发的。

如果您在体育界工作,不要再帮皇马赚中国人的钱,最起码,不要再邀请泰森这样的**到中国来。

如果您在保险公司工作,理赔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对老外另眼相看,让他们和中国人“同命同价”。

如果您身居要职,少伸些黑手贪污腐败。今天的不良社会风气,你们要负主要责任。

如果您是经济学家,别光想着如何保护既得利益者,别光做权势的代言人,也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说两句话吧。

如果您是政策的制定者,别光想着***P。如果山秃了、水臭了、空气脏了、沙尘暴起了、道德沦丧了、关爱没有了、和谐失去了,人民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再高的***P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您赚了几个钱,做点善事、积点德吧,说不定真有来世呢?不要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今天的社会重演。

如果您是医生,救人一命吧,说不定真能胜造七级浮屠呢?不要让白衣天使死在您的手上。

如果您是法律工作者,维护一下法律的尊严吧。不要让冤魂错鬼到处游荡。

如果您是电影导演,别把那么多的钱只花在一个馒头上。拍一部中国女人拒绝外国男人、中国男人征服外国女人的电影吧。

如果您在牙防组工作,给我们推荐一支真正的好牙膏吧。今天的中国人太需要紧咬牙关了。

如果您在广告公司工作,少用点帝王、尊贵、高尚、成功、皇家、上流、豪华这些让人恶心的词。

如果您为人师表,给我们的下一代加一堂“知耻”的教育课吧。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诫我们,衣服可以破,但不能不干净;人可以穷,但不能志短。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头可断、血可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可抛这样句子今天的学生怎么能都不知道呢?

如果您是中国女人,抬起您高贵的头颅!如果您是中国男人,挺起您笔直的脊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自己,他最终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PS:如果伤害到哪个MM脆弱的小神经了,那么请你自己把神经变强大一点吧,!!谢谢!!

|
0

希拉里有关人权的演讲(09年12月14日@乔治城)

Posted by 麦客沈 on 8:45 PM in , , , ,
Secretary Clinton on U.S.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21st Century

Presents overview of Obama administration agenda o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December 14, 2009

REMARK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On the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December 14, 2009
Georgetown University
Gaston Hall
Washington, D.C.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It is wonderful being back here at Georgetown in this magnificent Gaston Hall, and to give you something to do during exam week. (Laughter.) It’s one of those quasi-legitimate reasons for taking a break – (laughter) – which I’m very happy to have provided.

I want to thank Jas for his introductory remarks, and clearly, those of you who are in the Foreign Service School heard reflections of the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you’ve been given to study here as he spoke about the culture of human rights. It is also a real honor for me to be delivering this speech at Georgetown, becaus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this university to talk about human rights. And President DeGioia,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aculty embody the university’s long tradition of supporting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 inquiry and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I know that President DeGioia himself has taught a course on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on the eth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one of my longtime colleagues, Carol Lancaster, the acting dean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faculty here who are helping to shape our thinking on human rights, on conflict resolution, on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subjects. It is important to be at this university because the students here, the faculty, every single year add to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You give voice to many advocates and activists who are working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movement, through the Human Rights Institute here at the law school and other program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you provide your students to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clinic are especially close to my heart.

All of these efforts reflect the deep commitment of the Georgetown administration,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this cause. So first and foremost, I am here to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keeping human rights front and center. Thank you for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more generally, introducing students who may never be an activist, may never work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specifically devoted to human rights, but who will leave this university with it imbued in their hearts and minds. So thank you, President DeGioia, for all that you do and all that Georgetown has done. (Applause.)

Today, I want to speak to you abou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It is a subject on the minds of many people who are eager to hear our approach, and understandably so, because it is a critical issue that warrants our energy and our attention. My comments today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our thinking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nd how they fit into our broader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hat guide our approach.

But let me also say that what this is not. It could not be a comprehensive accounting of abuses or nations with whom we have raised human rights concerns. It could not be and is not a checklist or a scorecard. We issue a Human Rights Report every year and that goes into great detail on the concerns we have for many countries. But I hope that we can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look at this important issue in a broader light and appreciate its full complexity, moral weight, and urgency. And with that, let me turn to the business at hand.

In his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st week, President Obama said that while war is never welcome or good, it will sometimes be right and necessary, because, in his words, “Only a just peace based upon the inherent rights and dignity of every individual can be truly lasting.” Throughout history and in our own time, there have been those who violently deny that truth. Our mission is to embrace it, to work for lasting peace through a principled human rights agenda, and a practical strategy to implement it.

President Obama’s speech also reminded us that our basic values, the ones enshrined in ou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the rights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are not only the source of ou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they are the birthright of every woman, man, and child on earth. That is also the promise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prerequisite for building a world in which every perso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up to his or her God-given potential, and the power behind every movement for freedom, every campaign for democracy, every effort to foster development, and every struggle against oppression.

The potential within every person to learn, discover and embrace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 potential to join freely with others to shape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ir societies so that every person can find fulfillment and self-sufficiency, the potential to share life’s beauties and tragedies, laughter and tears with the people we love – that potential is sacred. That, however, is a dangerous belief to many who hold power and who construct their position against an “other” – another tribe or religion or race or gender or political party. Standing up against that false sense of identity and expanding the circle of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to all people – advancing their freedoms and possibilities – is why we do what we do.

This week we observe Human Rights Week.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ough, every week is Human Rights Week. Sixty-one years ago this month, the world’s leaders proclaimed a new framework of rights, laws, and institutions that could fulfill the vow of “never again.” They affirmed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legal agreements including those aimed at combating genocide, war crimes and torture, and challeng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racial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Burgeoning civil society move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ecame essential partners in advancing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person counts, and in exposing those who violate that standard.

As we celebrate that progress, though, our focus must be on the work that remains to be done. The preamble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ncourages us to use it as a, quote,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And so we should. But we cannot deny the gap that remains between its eloquent promises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so many of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Now, we must finish the job.

Our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is to make human rights a human reality, and the first step is to see human rights in a broad context. Of course, people must be free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yranny, from torture, from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fear of leaders who will imprison or “disappear” them. But they also must be free from the oppression of want – want of food, want of health, want of education, and want of equality in law and in fact.

To fulfill their potential, people must be free to choose laws and leaders; to share and access information, to speak, criticize, and debate. They must be free to worship, associate, and to love in the way that they choose. And they must be free to pursue the dignity that comes with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reliance, to build their minds and their skills, to bring their goods to the marketplac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Human rights hav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requirements. People should be free from tyranny in whatever form, and they should also be free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a full life. That is why supporting democracy and fostering development are cornerstones of our 21st century human rights agenda.

This Administration, like others before us, will promote, support, and defend democracy. We will relinquish neither the word nor the idea to those who have used it too narrowly, or to justify unwise policies. We stand for democracy not because we want other countries to be like us, but because we want all people to enjoy the consistent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that are naturally theirs, whether they were born in Tallahassee or Tehran. Democracy has proven the best political system for making human rights a human reality over the long term.

But it is crucial that we clarify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about democracy, because democracy means not only elections to choose leaders, but also active citizens and a free press and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transparent and responsive institutions that are accountable to all citizens and protect their rights equally and fairly. In democracies, respecting rights isn’t a choice leaders make day by day; it is the reason they govern. Democracies protect and respect citizens every day, not just on Election Day. And democracies demonstrate their greatness not by insisting they are perfect, but by using their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rinciples to make themselves and their union more perfect, just as our country continues to do after 233 years.

At the same time, human development must also be part of our human rights agenda. Because basic levels of well-being – food, shelter, health, and education – and of public common goods lik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protection against pandemic disease, provisions for refugees – are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and because human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re not likely to survive long if their citizens do not have the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he desperation caused by poverty and disease often leads to violence that further imperils the rights of people and threatens the stability of governments. Democracies that deliver on rights,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for their people are stable, strong, and most likely to enable people to live up to their potential.

So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re not three separate goals with three separate agendas. That view doesn’t reflect the reality we face. To make a real and long-term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we have to tackle all three simultaneously with a commitment that is smart, strategic, determined, and long-term. We should measure our success by asking this question: Are more people in more places better able to exercise their universal rights and live up to their potential because of our actions?

Our principles are our North Star, but our tools and tactics must be flexible and reflect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wherever we are trying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Now, in some cases, governments are willing but unable without support to establish strong institutions and protections for citizens – for example, the nascent democracies in Africa. And we can extend our hand as a partner to help them try to achieve authority and build the progress they desire. In other cases, like Cuba or Nigeria, governments are able but unwilling to make the changes their citizens deserve. There, we must vigorously press leaders to end repression, while supporting those within societies who are working for change. And in cases where governments are both unwilling and unable – places like the eastern Congo – we have to support those courageou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who try to protect people and who battle against the odds to plant seeds for a more hopeful future.

Now, I don’t need to tell you that challenges we face are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And there is not one approach or formula, doctrine or theory that can be easily applied to every situation. But I want to outline four element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putting our principles into action, and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n doing so.

First, a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starts with universal standards and with holding everyone accountable to those standards, including ourselves. On his second full day in office, President Obama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prohibiting the use of torture or official cruelty by any U.S. official and ordered the closure of Guantanamo Bay. Next year, we will report on human trafficking, as we do every year, but this time, not only just on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on our own. And we will participate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our own human rights record, just as we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to do.

By holding ourselves accountable, we reinforce our moral authority to demand that all governments adhere to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mong them, not to torture, arbitrarily detain and persecute dissenters, or engage in political killings. Our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counter the pretensions of those who deny or abdicat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hold violators to account.

Sometimes, we will have the most impact by publicly denouncing a government action, like the coup in Honduras or violence in Guinea. Other times, we will be more likely to help the oppressed by engaging in tough negotiations behind closed doors, like pressing China and Russia as part of our broader agenda. In every instance, our aim will be to make a difference, not to prove a point.

Calling for accountability doesn’t start or stop, however, at naming offenders. Our goal is to encourage – even demand – that governments must also take responsibility by putting human rights into law and embedding them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y building strong, independent courts, competent and disciplined police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once rights are established, governments should be expected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restri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n criticism arises, and to be vigilant in preventing law from becoming an instrument of oppression, as bills like the one under consideration in Uganda would do to criminalize homosexuality.

We know that all governments and all leaders sometimes fall short. So there have to b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accountability when rights are violated. Often the toughest test for governments, which is essential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s absorbing and accepting criticism. And here too, we should lead by example. In the last six decades we have done this – imperfectly at times but with significant outcomes – from making amends for the internment of our own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in World War II, to establishing legal recourse for victims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Jim Crow South, to passing hate crimes legislation to include attacks against gays and lesbians. When injustice anywhere is ignored, justice everywhere is denied. Acknowledging and remedying mistakes does not make us weaker, it reaffirms the strength of our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Second, we must be pragmatic and agile in pursuit of our human rights agenda – not compromising on our principles, but doing what is most likely to make them real. And we will use all the tools at our disposal, and when we run up against a wall, we will not retreat with resignation or recriminations, or repeatedly run up against the same well, but respond with strategic resolve to find another way to effect chang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s.

We acknowledge that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And when old approaches aren’t working, we won’t be afraid to attempt new ones, as we have this year by ending the stalemate of isolation and instead pursuing measured engagement with Burma. In Iran, we have offered to negotiate directly with the government on nuclear issues, but have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ed solidarity with those inside Iran struggling for democratic change. As President Obama said in his Nobel speech, “They have us on their side.”

And we will hold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as we have just recently by terminating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grants this year for Madagascar and Niger in the wake of government behavior. As the President said last week, “we must try as best we can to balance isolation and engagement; pressure and incentives, so that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are advanced over time.”

We are also working for positive change with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y are valuable tools that, when in their best, leverage the efforts of many countries around a common purpose. So we have rejoined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not because we don’t see its flaws, but because we think that participating gives us the best chance to be a constructive influence.

In our first session, we cosponsored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 forceful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 at a time when that freedom is jeopardized by new efforts to constrain religious practice, including recently in Switzerland, and by efforts to criminalize the defamation of religion – a false solution which exchanges one wrong for another. And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 was privileged to chair the September session where we passed a resolution mandating protections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

Principled pragmatism informs our approach on human rights with all countries, but particularly with key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Russia. Cooperation with each of those is critical to the heal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onproliferation agenda we seek, also to managing security issues like North Korea and Iran, and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like climate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and Russia, and that means candid discussions of divergent views. In China, we call for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minorities in Tibet and Xinxiang; for the rights to express oneself and worship freely; and for civil society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o advocate their positions within a framework of the rule of law. And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those who advocate peacefully for reform within the constitution, such as Charter 2008 signatories, should not be prosecuted.

With Russia, we deplore the murders of journalists and activists and support the courageous individuals who advocate at great peril for democracy. With China, Russia, and others, we are engaging on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while also engaging societal actors in these same countries who are working to advanc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assumption that we must either pursue human rights or our “national interests” is wrong. The assumption that only coercion and isolation are effective tools for advancing democratic change is also wrong.

Across our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we keep striving for innovative ways to achieve results. That’s why I commissioned the first-ever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to develop a forward-looking strategy built on analysis of our objectives, our challenges, our tools, and our capacities to achieve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And make no mistake, issues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 D&G as they are called at USAID – are central to this review.

The third element of our approach is that we support change driven by citizens and their communities. The project of making human rights a human reality cannot be just one for governments. It requires cooperation among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within communities and across borders. It means that we work with others who share our commitment to securing lives of dignity for all who share the bonds of humanity.

Six weeks ago, in Morocco, I met with civil society activists from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ey exemplify how lasting change comes from within and how it depends on activists who create the space in which engaged citizens and civil society can build the foundations for rights-respecting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Outside governments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cannot impose change, but we can promote and bolster it and defend it. We can encourage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local grassroots leaders, providing a lifeline of protection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ivists when they get in trouble, as they often do, for raising sensitive issues and voicing dissent. This means using tools like our Globa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und, which in the last year has provided targeted legal and relocation assistance to 170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can stand with these defenders publicly, as we have by sending a high-level diplomatic mission to meet with Aung San Suu Kyi, and as I have done around the world, from Guatemala to Kenya to Egypt, speaking out for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o are working to try to change their societies from within, and also working through the backchannels for the safety of dissidents and protecting them from persecution.

We can amplify the voices of activists and advocates working on these issues by shining a spotlight on their progress. They often pursue their mission in isolation, often so marginalized within their own societies. And we can endorse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efforts. We recognize these with honors like the Women of Courage awards that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and I presented earlier this year and th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ward I will present next month, and we can applaud others like Vital Voices, the RFK Center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Lantos Foundation, that do the same.

We can give them access to public forums that lend visibility to their ideas, and continue to press for a role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OSCE. And we can enlist other allies like 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s who were instrumental in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in Poland o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ho are championing the rights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in Africa.

We can help change agents, gain access to and shar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s so that they can communicate and organize. With camera phones and Facebook pages, thousands of protestors in Iran have broadcast their demands for rights denied, creating a record for all the world, including Iran’s leaders, to see. I’ve established a special unit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use technology for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In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I visit – from Indonesia to Iraq, from South Korea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 I conduct a town hall or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groups outside of government to learn from them, an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ir voices, ideas, and opinions. When I was recently in Russia, I visited an independent radio station to give an interview, and express through word and deed our support for independent media at a time when free expression is under threat.

On my visits to China, I have made a point of meeting with women activists. The UN Conference on Women in Beijing in 1995 inspired a generation of women civil society leaders who have become rights defenders for today’s China. In 1998, I met with a small group of lawyers in a crowded apartment on the fifth floor of a walk-up building. They described for me their efforts to win rights for women to own property, have a say in 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be treated as equal citizens.

When I visited China again earlier this year, I met with some of the same women, but this group had grown and expanded its scope. Now there were women working not just for legal rights, bu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economic rights as well.

Yet one of them, Dr. Gao Yaojie, has been harassed for speaking out about AIDS in China. She should instead be applauded by her government for helping to confront the crisis. NGOs and civil society leaders need the financial,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we provide. Many repressive regimes have tried to limit the independ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activists and NGOs by restricting their activities, including more than 25 governments that have recently adopted new restrictions. But our funding and support can give a foothold to local organizations, training programs, and independent media. And of cours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hat we and oth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hange from the bottom up is through targeted assistance to those in need, and through partnerships that foster broad-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uild success for the long run, ou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needs to be as effective as possible at delivering results and paving the way for broad-based growth and long-term self-reliance. Beyond giving people the capacity to meet their material needs for today, economic empowerment should give them a stake in securing their own futures, in seeing their societies become the kind of democracies that protect rights and govern fairly. So we will pursue a rights-respecting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 consulting with local communities, ensuring transparency, midwife-ing accountable institutions – so ou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ct in concert with our efforts to support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at is the pressing challenge we fac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oday.

The fourth element of our approach is that we will widen our focus. We will not forget that positive change must be reinforced and strengthened where hope is on the rise, and we will not ignore or overlook places of seemingly intractable tragedy and despair. Where human lives hang in the balance, we must do what we can to tilt that balance toward a better future.

Our efforts to support those working for human rights, economic empowerment,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re driven by commitment, not convenience. But they have to be sustained. They cannot be subject to the whims or the win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our own country. Democratic progress is urgent but it is not quick, and we should never take for granted its permanence. Backsliding is always a threat, as we’ve learned in places like Kenya where the perpetrators of post-election violence have thus far escaped justice; and in the Americas where we are worried about leaders who have seized property, trampled rights, and abused justice to enhance personal rule.

And when democratic change occurs, we cannot afford to become complacent. Instead, we have to continue reinforcing NGOs and the fledgling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Young democracies like Liberia, East Timor, Moldova and Kosovo need our help to secure improvements in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e must stay engaged to nurtur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places like Ukraine and Georgia, which experienced democratic breakthroughs earlier this decade but have struggled to consolidate their democratic gains because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o we stand ready – both i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and throug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to help governments that hav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mselves by assisting them in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helping train police forces and public servants. And we will suppor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like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here they take their own steps to defe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Success stories deserve our attention so they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and also serve as a model for others. And even as we reinforce the successes, conscience demands that we are not cowed by the overwhelming difficulty of making inroads against misery in the hard places like Sudan, Congo, North Korea, Zimbabwe, or on the hard issues like ending gender 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s and lesbians,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Latin America, Africa to Asia.

Now, we have to continue to press for solutions in Sudan where ongoing tensions threaten to add to the devastation wrought by genocide in Darfur and an overwhelming refugee crisis. We will work to identify ways that we and our partners can enhance human secur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greater attention on efforts to prevent genocide elsewhere.

And of course, we have to remain focused on women – women’s rights, women’s roles, and women’s responsibilities. As I said in Beijing in 1995,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but oh, I wish it could be so easily translated into action and changes. That ideal is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in so many places around our world, but there is no place that so epitomizes the very difficult, tragic circumstances confronting women than in eastern Congo.

I was in Goma last August, the epicenter of one of the most violent and chaotic regions on earth. And when I was there, I met with victims of horrific gender and sexual violence, and I met with refugees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by the many military forces operating there. I heard from those working to end the conflicts and to protect the victims in such dire circumstances. I saw the best and the worst of humanity in a single day, the unspeakable acts of violence that have left women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brutalized, and the heroism of the women and men themselves, of the doctors, nurses and volunteers working to repair bodies and spirits.

The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Seeing firsthand their courage and tenacity of they and the Congolese people and the internal fortitude that keeps them going is not only humbling, but inspires me every day to keep working.

So those four aspects of our approach –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d pragmatism, partnering from the bottom up, keeping a wide focus where rights are at stake – will help build a foundation that enables people to stand and rise above poverty, hunger, and disease and that secures their rights under democratic governance. We must lift the ceiling of oppression, corruption, and violence.

And we must light a fire of human potential through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Build the foundation, lift the ceiling, and light the fire all together, all at once. Because when a person has food and education but not the freedom to discuss and debate with fellow citizens, he is denied the life he deserves. And when a person is too hungry or sick to work or vote or worship, she is denied a life she deserves. Freedom doesn’t come in half measures, and partial remedies cannot redress the whole problem.

But we know that the champions of human potential have never had it easy. We may call rights inalienable, but making them so has always been hard work. And no matter how clearly we see our ideals, taking action to make them real requires tough choices. Even if everyone agrees that we should do whatever is most likely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on the ground, we will not always agree on what course of action fits that description in every case. That is the nature of governing. We all know examples of good intentions that did not produce results, some that even produce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at led to greater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we can learn from the instances in which we have fallen short in the past, because those past difficulties are proof of how difficult progress is, but we do not accept the argument by some that progress in certain places is impossible, because we know progress happens.

Ghana emerged from an era of coups to one of stable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donesia moved from repressive rule to a dynamic democracy that is Islamic and secular. Chile exchanged dictatorship for democracy and an open economy. Mongolia’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successfully ushered in multiparty democracy without violence. And there is no better example than the progress m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ago, an event I was privileged to help celebrate last month at the Brandenburg Gate.

While the work in front of us is daunting and vast, we face the future together with partners on every continent, partners in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NGOs,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corporations, and partners in governments. From India,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and one that continues to use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principles to perfect its union of 1.1 billion people, to Botswana where the new president in Africa’s oldest democracy has promised to govern according to what he calls the “5 Ds” – democracy, dignity, development, discipline, and delivery – providing a recipe for responsible governance that contrasts starkly with the unnecessary and manmade tragedy in neighboring Zimbabwe.

In the end, this isn’t just about what we do; it is about who we are. And we cannot be the people we are – people who believe in human rights – if we opt out of this fight. Believing in human rights means committing ourselves to action, and when we sign up for the promise of rights that apply everywhere, to everyone, that rights will be able to protect and enable human dignity, we also sign up for the hard work of making that promise a reality.

Those of you here at this great university spend time studying the cases of what we’ve tried to do in human rights, or as Jas said, the culture of human rights. You see the shortcomings and the shortfalls. You see the fact that, as Mario Cuomo famously said about politic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campaign in poetry and we govern in prose. Well, that’s true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But we need your ideas, we need your criticism, we need your support, we need your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how together we can slowly, steadily expand that circle of opportunity and rights to every single person.

It is work that we take so seriously. It is work that we know we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for. But it is the work that America signed up to do. And we will continue, day by day, inch by inch, to try to make whatever progress is humanly possible.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pplause.)

MODERATOR: Thank you, Secretary Clinton, for an inspiring, comprehensive, and wonderful speech. It made me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so much.

MODERATOR: And proud to be at Georgetown, too. (Laughter.)

The Secretary has time for three questions, and we thought because so many of you have abandoned your final papers to be here – the students, that is – that we would take those questions from our students. So let me ask you – we have several people along the sides with microphones. Let – okay, here’s somebody with a microphone. Have we got one more? Okay.

So let’s have a first question from a student. That doesn’t look like a student. (Laughter.) Let’s get – here, let’s get a young person here. We’re not discriminating. We just want a calm approach to things.

QUESTION: Hello,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to us today. You spoke about the situation in Uganda. Could you please talk to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how the United States can protect the rights of LGBT people in areas where those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SECRETARY CLINTON: Yes. And first let me say that over this past year, we have elevated into our human rights dialogues and our public statements a very clear message about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LGBT community worldwide. And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some of the specific cases that have come to our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There have been organized efforts to kill and maim gays and lesbians in some countries that we have spoken out about, and also conveyed our very strong concerns about to their governments – not that they were governmentally implemented or even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aware of them, but that the governments need to pay much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kinds of abuses that we’ve seen in Iraq, for example.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some of the stories coming out of Iran. In large measure, in reaction, we think, to the response to the elections back in June, there have been abuses committed within the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elsewhere that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And then the example that I used of a piece of legislation in Uganda which would not only criminalize homosexuality but attach the death penalty to it. We have expressed our concerns directly, indirectl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The bill has not gone through the Ugandan legislature, but it has a lot of public support by various groups, including religious leaders in Uganda. And we view it as a very serious potential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So it is clear that across the world this is a new frontier in the minds of many people about how we protect the LGBT community, but it is at the top of our list because we see many instances where there is a very serious assault on the physical safety and an increasing effort to marginalize people. And we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nd against that and to enlist others to join us in doing so.

MODERATOR: Right here.

QUESTION: Good morning,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at Georgetown. You brought up Iran today,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as an Iranian American. I’m a graduate student here and had the pleasure of being in Iran this summer for my first trip, and to witness really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election was an incredible moment in history.

Now that six months has passed after the election,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 to balance our suppor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demonstrators in the streets of Iran with our agenda regarding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with Iran’s proposed nuclear program? So how do we balance those two issues?

SECRETARY CLINTON: Right. Well, it is a balancing act. But the more important balancing act is to make sure that our very strong opposition to what is going on inside Iran doesn’t in any way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that has taken hold. Now, this is one of those very good examples of a hard call. After the election and the reaction that began almost immediately by people who felt that the election was invalid, put us in a position of seriously considering what is the best way we can support those who are putting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by going into the streets. We wanted to convey clear support, but we didn’t want the attention shifted from the legitimate concerns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pontaneous reaction that grew up in response to the behavior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So it’s been a delicate walk, but I think that the activists inside Iran know that we support them. We have certainly encouraged their continuing communication of what’s going on inside Iran. One of the calls that we made shortly after the election in the midst of the demonstrations is this unit of these very tech-savvy young people that we’ve created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knew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communication going on about demonstrations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on Twitter, and that totally unconnected to what was going on in Iran, Twitter had planned some kind of lapse in service to do something on their system – you can tell I have no idea what they were doing. (Laughter.) I mean, you know, I don’t know Twitter from Tweeter, so – (laughter) – to be honest with you.

So these young tech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called Twitter and said don’t take Twitter down right now. Whatever you’re going to do to reboot or whatever it is – (laughter) – don’t take Twitter down because people in Iran are dependent upon Twitter. So we have done that careful balancing.

Now, clearly, we think that pursuing an agenda of nonproliferation is a human rights issue. I mean, what would be worse than nuclear material or even a nuclear weapon being in the hands of either a state or a non-state actor that would be used to intimidate and threaten and even, in the worst-case scenario, destroy?

So we see a continuum. So pursuing what we think i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not only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in the Middle East is also a human rights issue. So we do not want to be in an either/or position: Are we going to pursue nonproliferation with Iran or are we going to support the demonstrators inside Iran? We’re going to do both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to get a result that will further the cause we are seeking to support.

MODERATOR: One final question in the back. Right there, with the red. Right. Christmas red.

QUESTION: Thank you. I am wondering what you see the role of artists doing in helping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I had the privilege earlier this summer to hear the playwright Lynn Nottage speak in one of the Senate buildings after she advocated for women’s rights in the Congo, and I wonder how you see creative practice accompanying and amplifying policy.

SECRETARY CLINTON: That is a wonderful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e arts and artists are one of our most effective tools in reaching beyond and through repressive regimes, in giving hope to people. It wa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uring the Cold War. I’ve had so many Eastern Europeans tell me that it was American music, it was American literature, it was American poetry that kept them going. I remember when Vaclav Havel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during my husband’s administration, and we were having a state dinner for him. And I said, “Well, who would you like to entertain at the state dinner?” And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going to say. And he said, “Lou Reed.” (Laughter.) “It was his music that was just so important for us – in prison, out of prison.”

Well, you could name many other American artists who have traveled. We’re going to tr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rtistic exchanges we do so that we can get people into settings where they will be able to directly communicate. Now, with communication being what it is today, you can download them and all the rest,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nding somebody to make that case which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to our commitment.

Also, artists can bright to light in a gripping, dramatic way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You mentioned the play about women in the Congo. I remember some years ago seeing a play about women in Bosnia during the conflict there. It was so gripping. I still see the faces of those women who were pulled from their homes, separated from their husbands, often raped and left just as garbag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So I think that artists both individually and through their works can illustrate better than any speech I can give or any government policy we can promulgate that the spirit that lives within each of us, the right to think and dream and expand our boundaries, is not confined,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try, by any regim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way that you can deprive people from feeling those stirrings inside their soul. And artists can give voice to that. They can give shape and movement to it. And it is so important in places where people feel forgotten and marginalized and depressed and hopeless to have that glimmer that there is a better future, that there is a better way that they just have to hold onto.

So I’m going to do what I can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enhance our artistic outreach, but this is also a great area for private foundations, for NGOs, for artists themselves, for universities like Georgetown to be engaged in. It’s interesting, in today’s world we are deluged with so much information. I mean, we are living in information overload time. And so we need ways of cutting through all of that. We’re also living in an on-the-one-hand-this and on-another-hand-that sort of media environment. I always joke that if a television station or a newspaper interviews somebody who is claiming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they have to put on somebody from the Flat Earth Society because that’s balance, fair and balanced coverage. (Laughter and applause.)

And so part of what we have to do is look for those ways of breaking through all of that. And I think that the power of the arts to do that is so enormous, and we can’t ever forget about the role that it must play in giving life to the aspirat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pplause.)


Read more: http://www.america.gov/st/texttrans-english/2009/December/20091214162328eaifas0.2046865.html#ixzz0ZlEwyMQZ

|

Copyright © 2009 G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GOOGLOR|顾购乐』. | Written by Mike 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