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不懂就别恶魔化他好吗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 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2003 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广东人，为什么你如此沉默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广东没文化，谁有文化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赚钱是广东人的头等大事

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

广东人的“五宗罪”



       我们经常听见人们互相警告：广东人无商不奸，为人最不老实。他们用双氧水漂白鱼翅和开心果，用有毒的瘦肉精喂猪，往煤气罐里注水，给腊味加有害的色素，用工业酒精勾兑有毒米酒，把亚硝酸盐当食盐卖……　　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并不讳言，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商品，确实充斥广东市场。但愧怍之余，平心而论，这并非广东特色。朔州假酒、温州劣质鞋、河南毒米、南京冠生园月饼、阜阳劣质奶粉、龙口致癌粉丝，还有那些轰动全国的水利豆腐渣工程，都不是发生在广东。最赫赫有名的假冒伪劣商品重灾区，包括河南沈丘、周口，浙江温州、柳市，福建云霄和广东的潮安、汕头等地。须要面对良心拷问的，恐怕是我们这个具有礼义廉耻传统的古老民族，而非广东一地而已。　　广东之所以较受人注目，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是商品的主要集散地，难免龙蛇混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这里的新闻监督又相对比较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往往由广东的媒体首先揭发出来。两两相比，某些地方明知道造假泛滥，却拼命遮羞说谎，捂住盖子，非把杨梅毒疮说成一朵鲜花不可，不到人死楼塌，堤崩桥断，也不肯认错，我觉得广东今天虽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好像名声受损，但长远来说，却是一剂最好的苦口良药。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 ”，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 “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 “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近年来，围绕北京、上海“双城记”的“话语”逐渐由“讨论”变成“研究”，数本专著和数次研讨，使之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但广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依然留存于影视想象与网络传言中。

广东的自信与自省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引来描述今日南粤，问“广东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大体也是可以的。为何要这样说呢？这些年来，有关广东的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很多研讨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有无岭南文化；如果有，价值何在？这个“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让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反思背后的心理背景。换句话说，这种文化焦虑感反映出广东人的文化自信心有所不足。而在我看来，广东人这种文化自信的弱化，主要尚不是因为自身有什么薄弱，而是来自一种中原文化的歧视与挤压。除了古来即有的蛮荒、瘴疠印象，近三十年来，广东（连带香港）更常被指责为“文化沙漠”。文化有趣味之别，而无高低之分，因此我向来对“文化沙漠”这样的字眼十分反感。细细分析这种“中原文化中心论”，不难发现它的核心，正是儒家“重义轻利”的念头——一个人富了，他必定“不仁 ”；一个地方富裕了，肯定与文化“绝缘”。这种想法看来可笑，但时至今日，却还很有市场。
广东人其实不乏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当下生活务实的认知与倾情的投入之中的，这种认知与投入，我称之为“现实伦理”。广东人日子过得好（当然也还有穷乡僻壤），这本身没什么错。假如一个人因为日子过得清贫便说自己有文化，像孔乙己那样说自己“君子固穷”，那我认为不是变态，便是虚伪。广东人的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双手打拼来的。在广东文化的“三元结构”中，广府人的“马死落地行”、潮汕人的“爱拼才会赢”，都是地道的南粤精神的写照，映照出岭南人的“雄强”；而客家人的“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虽不是广东本土的，却也打上了深深的岭南印记。广东人的自信，还建立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上。走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人，会一致感到最不排外的可能就是广州。虽然广东话叫人头疼，但广东人其实不难相处；虽然工作在广东时有压力，但生活中处处又流淌着轻松；广东老板有时宁愿聘用“有料”的外乡人，也不用自己的亲戚，这也反映出一种基于“现实伦理”之上的开放心态。务实、雄强、博大，这确是广东人的性格，也造就了广东人有史以来的许多慷慨悲歌。
广东人的三个主要群族：珠三角的广府人，潮汕平原的潮汕人，粤北山区的客家人。

老广为何要死守自己的方言？
方言是一个群族的凝聚力，是一个人是否属于一个群族的标志。粤语实为隋唐时的中原之音，因而粤语是全国七大方言中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从清朝之今，政府皆想在广东“正音” ，但皆失败。（普通话永远无法成为广东的主流语言，除非广东人死光了，北方人取而代之）。只要有学习普通话的必要，广东人就会学。普通话只是交流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东人排外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久以来，根深蒂固的误解。历代王朝对广东进行种种妖化，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是广东人。如果硬要说广东人排外，也是受压迫后的反弹。在广东，大部分的治安问题是由北方人造成的，城市脏乱也是由北方人造成的，以至广东人对北方人产生厌恶。但现在仍有大量勤劳的北方人在广东受着非常平等的待遇，连操着普通话连广州的道路都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开的士，广东人的容纳性是非常强的。

做好自己的事, 就是最大的政治
和北方人说得多，做得少不同，广东人有 ” 讷于言而敏于行 ” 的特点, 信奉 ” 千虚不如一实” 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只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但广东人与政治又有密切的联系，近代的政治变革几乎都是由广东人发起的。（可以说没有广东人，很可能中国人还要留辫子满地叩头好多年）。广东人用自己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

 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 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

 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 ”，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而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你或者很讨厌广东人，恨不得把广东人骂上三天三夜，哪怕嘴角生疮，也要咒他死至十八层地狱给阎王老子挖煤；又或者你很喜欢广东人，一高兴就忍不住舌灿莲花，把广东人吹到三十三重天上陪玉皇大帝饮茶。这都无伤大雅，7000万广东人当中，没几个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也没有谁会在乎。哪怕你说得唇焦舌敝，喉咙冒烟，白菜的价格也不会因此而涨跌，股市也不会因此而波动。广东人依然从从容容过自己的日子，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逛街。太阳还是每天升起，每天落下。珠江水还照样滔滔流淌。大海还照样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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